检视台湾的“四库学”，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即“四库学”之“学”的意识在台湾较为自觉。1983年昌彼得与刘兆不约而同提出“四库学”概念；1991年吴哲夫在台湾政治大学文哲研究所开设“四库学”课程，至今未曾中断。1993年10月至1994年3月，林庆彰编纂《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其第三编为“四库学”，收入条目983条，而在林著之前，“四库学”在目录分类上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目出现；1998年，台湾淡江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在“四库学”二百年来的历史上，以“四库学”为旗帜的学术研讨会尚属第一次。此外，刘兆于1983年著《民国以来的四库学》，发表于《汉学研究通讯》第2卷第3期之上，文虽过于简略，但其“学”之意识是明确的。1994年杨晋龙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上发表《“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从“学”的视野去总结既往研究的得失，而此种类型的文章，在大陆上是不多见的。

 

和台湾比较起来，香港地区的“四库学”要薄弱得多。林庆彰主编的《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仅著录香港地区“四库学”论著4种，尽管这一统计不一定全面，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大体是不错的。

 

(二)大陆地区的“四库学”

 

50—60年代的大陆地区，“四库学”平稳发展。余嘉锡的《四库全书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邵懿辰撰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及《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外编)》等著作与资料的相继出版，表明了学术界与出版界对“四库学”的关注。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早在30年代即在“四库学”上深有成就。1964年，王重民先生发表了《论四库全书总目》一文，“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总目》的政治目的和时代背景，阐明乾隆帝为什么要做这一工作的原因，并依次说明《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内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就学术功力而言，重民先生之作自然是高人一筹，但在风行其时的阶级斗争史学范式的影响下，该文的分析重点是“认识它(即《四库全书总目》)的阶级性和它是怎样为乾隆的反动政治服务的”，这样的思维取向自然会伤及其学术水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湮没“四库学”达10年之久。80年代以后，大陆地区的“四库学”才得以复苏并在新的基础上发展。

 

《四库全书总目》的考订与补正是传统“四库学”的主流研究内容，80年代以来大陆的“四库学”亦在这一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刘远游的《四库提要补正》、夏定域的《四库全书提要补正》、乔治忠的《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官修史书提要订误》等等论著，都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贡献。其中，又以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最具创新性。

 

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上，80年代以后相关论著中，以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为代表作。黄著的最大特色是论证详密、着笔细腻，其所述《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机构组成、书籍征采、编纂校勘、禁毁删改、刊刻补遗、缮写庋藏、分类编目、提要撰写等等，皆原原本本、始末分明。由于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新增编、尚未公开发表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故其著作在资料运用上占有独特的优势。该书还十分注意从学术发展的“内缘”性来说明《四库全书》纂修的背景和学术价值，其平实客观的研究立场显示了大陆地区“四库学”在学风上的重要转变。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研究一路，以杨家骆为首倡者。杨氏在《四库全书学典》的综合论述部分，亦即《四库全书通论》中，以“新的哲学、新的知识论、新的方法论，施之于古老的四库全书”，从而表现出与纠谬补正一路不同的研究态度。遗憾的是，由于传统研究范式的强大惯性，杨家骆的研究思路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注意，更鲜有继承与发扬者。直至1991年周积明著《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出版，此种局面方为之一变。《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一反传统“四库学”的研究路数，着力透过《四库全书总目》的“外壳”，把它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加以还原和分析，从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种族心理”、18世纪的“时代心理”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制作者的“群体心理”，从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与新鲜见解突破了传统“四库学”的研究架构，开辟了《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书，分为“编录”与“存目”两种。“编录”之书为3461种，“存目”之书则达6793种，几为前者的一倍。90年代初，大陆出版界开始对“存目”加以注意，胡道静、周绍良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古籍整理研讨会上提出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建议。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支持下，民间机构“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牵头，组织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工作。至1997年10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全书出齐，共收书4508种，计1200册。分别由齐鲁书社出中国大陆版，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大陆外版。此外，季羡林亦曾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儒家类》，收书178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据杜泽逊调查，《四库全书》成书以来，至少有一千五百种以上存目书已经失传。在《四库全书存目》的研究上，山东大学杜泽逊副教授考索甚深。其所著《四库存目书进呈本之亡佚及残余》、《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知见录》、《四库存目标注》等，皆有专门之学的意味，令人注目。

 

在“四库学”的反省和总结上，大陆虽成果不多但亦有可述。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教授周积明于1993年12月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四库学的新理解》，指出“传统‘四库学’视界太窄，理论思考不成熟”，因此，“有必要对‘四库学’重加理解，建立一个有系统、合逻辑的‘四库学’新体系”。此外，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明在海南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上对浙江省的《四库全书》研究进行了检讨，并呼吁“将《四库全书》的研究，正式定名为‘四库学’，并争取尽早使其成为一门‘显学’”。其所反映的“四库学”之“学”的意识是斐然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