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四库学”遥相呼应的是境外的“四库学”。东瀛日本浸淫汉学最深，对《四库全书》有天然注意。早在1928年，就有松崎鹤雄的《论四库全书》与藤的《四库全书编纂的环境》等文发表，30年代，又有桥川浚的《四库全书的评价》和近藤春雄的《四库全书编纂的动机和目的》发表。60—70年代，日本汉学界译注《四库全书总目》形成一时风气，如藤原高男《四库提要译注周易正义》、《四库提要译注论语正义》、《四库提要译注易类叙》等，赖惟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经部)、山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史部)、近藤光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集部)、楠山春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译注》(子部)、吉田早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方言〉译注》，等等，此类作品从1968年到1973年竟有13种之多。其间，近藤光男还有《四库全书与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集的研究》等文发表，显示了淹博的汉学功力。

　　

　　三

　　

从乾嘉之际到20世纪末，“四库学”走过了近200年的历程。200年间，“四库学”的研究者以其辛勤的努力和灿烂的智慧构造起“四库学”的瑰丽殿堂，从而为下一世纪“四库学”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基地，这是中国的学术文化所不会忘怀的。

 

然而，200年的“四库学”在创造成绩、积累经验的同时，也清晰地表现出它所存在的问题。杨晋龙在《“四库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中认为：“《全书》和《总目》二者确有不少可议之处，研究者的焦点因而每注目于此类较易被发现的缺失，反而比较疏忽其本身价值和意义的阐发”。此外，“大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容易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不免影响到判断的客观性”。这些“非学术因素”。包括：1先入为主的臆见；2轻信权威的误导；3规过前人的心态；4研究目的的褊狭。杨氏所论，思想清新，深有价值，但似乎过于笼统。事实上，“四库学”的范围广大，而不同的方向自有其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功能，不能作同一要求和价值评价。例如，“四库学”中固然存在重究补轻文化研究的倾向，但就“究补”本身而言，又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如果一味强调“价值和意义的阐发”，可能就会引发另一种趋向。

 

问题的检讨或许得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四库学”的不同方向；其二，“四库学”整体。

 

关于“四库学”研究的内容，林庆彰等人均有论列。如果按照研究类型划分，“四库学”似可分为有机联系的三大部分，其一为“四库学”的文献研究；其二为“四库学”的史学研究；其三为“四库学”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