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点寻章摘句老雕虫的味道，我们还能用点社会实证的方法找到支持，儒家思想在千年演进中，变化颇多，但有两点我们可能不会怀疑，越近其形成时越接近于本初面貌；越不被政治左右时越接近本初面貌。我这里想引用的是汉儒的一些言论与行为作为支持。

对于汉儒吏化即能被政治收买左右时间，多有争议，汉初奉行黄老，儒士并不好彩，批评“老子为家人言”的儒士辕固生被逼入斗兽圈与野豕作生死战。汉武罢黜百家应是个好转标志，但也不见得就真好到哪去，《汉书》中“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较,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可见儒地位并未真正确立。有人说儒士拥立新莽政权时地位最高，理想与利益双收，也有人议论汉光武刘秀时他们找到了位子，但陈启云又反对说当时汉光武全国减郡县，当官位子少了，哪来还能更多给儒生呢？

但无庸置疑，这里面有个渐进的过程，中国的思想丰富年代常在乱世而不在治世，凡是大一统的时期，儒生实现理想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与权力结合，作官，而大一统局面决定了知识市场的买卖是买方市场，买主只有帝国一个，卖方有很多，知识分子不可能在不同政治版图力量的斗争择优出售，只能跟着买家需求走。这里面可能恰是西欧那个黑暗中世纪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个有益处了，帝制的大一统在钳制思想的弊上是肯定的，明改孟子言论，定八股，清大兴文字狱，皆是标志。

但也要看到，这种市场决定下的思想转型是渐进的，回到本义就是两汉儒士言论与行为虽然可能在统治高压与利益诱导之下有异，但至少最接近本原面目。

如此说来，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群热血沸腾的人，一群怀揣变革理想，寄望大同的人，一群为了目标蹈死而不悔的人。

汉儒的地位在上面说的汉宣帝忧心的儿子汉元帝那得到了一个真正的肯定，史载这位皇帝“柔仁好儒”，元帝或许可以改行作个好儒生，好博士，但不可以作个好皇帝，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虽然他信任儒士，但更信任宦官的现实，让汉儒得寸进尺，目标要从“小康”达至“大同”，由“据乱世、升平世”而达至“太平”世,以实现“大道至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其改革的理想转而针对刘氏家传政权,要求彻底改造汉室，或改朝换代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这里面已经决然没有忠于一朝一的理念了，有的是全天下的太平盛世理想。《汉书·元帝纪》述元帝:“毁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是对这一要求的一种让步。王莽取代汉室,是该思潮的极致；新莽的失败,是该理想的幻灭。

在新莽失败后，面对理想的幻灭，部分儒生仍对光武政权选择不合作态度，儒生的节气至少在东汉仍作到了部分保留。于是不管他们受到打击也罢，在位也罢，权力面对他们也是有所忌惮的。张让是个势力很大的太监，但“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陈寔就是世人皆知的梁上君子故事的主角。可见在当时，权力代替不了声望，拳头代替不了人心，没有名士吊唁，一郡的人都来了也没有用，也耻之。

如此读来，我们看到提个浩荡的场面，理想在此置于利益之上，没有人畏惧权力，畏惧灾祸，恐惧死亡，即使是牺牲，也是奋不顾身地顶上去，当然，这里面是为谁而忠，可以值得讨论，但间接说明了儒家思想对人的激荡，对人行为的影响。所以顾炎武讴歌说“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逾,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独，蹈，可以说是很形象的动词。

当然，儒家的思想经过千年发展，与时俱进也罢，变幻结合也罢，其本义应该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个变革而又寻求继承时代，到最老的老祖宗那找支持是个传统套路，戊戌变法中谭嗣同作过，康有为也作过，最后论证出了孔子就是支持变法的大道理，事实上，在法学中也不例外，翻看多家学派，无论实证的罢，后现代的罢，纵然双方打得死去活来，但最后都能在亚里士多德那找到支持。可能这是所有文科的一个通病。这又不能不让人有点无奈。

(责任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