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毫无疑问地属于那种诗人哲学家，他的存在和他的诗作，在哲学沉思的悲剧感悟中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和统一。

否认屈原是哲学家的观点出自一些著名学者，但以一种精神深度的揭示方法，从屈原作为诗人个体的存在方式去发掘屈原的心灵意蕴，透视其个体的存在特性和艺术世界的表达风格，发现和还原屈原诗人哲学家的应有命名。屈赋中的艺术与认识，形象与沉思已成为悲剧个体的存在表现，一种拒绝阐释的哲思，是诗人屈原为哲学家的有力例证。关键词 屈原 哲学 屈赋 中图号 Ｂ２２ 一 关于诗人屈原是否为哲学家，乃至在何种意义上为哲学家，历来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在研究屈原的哲学思想时曾经慨叹：他文学成就太大了，以至掩盖了他的哲学思想［１］。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认定屈原美政基本是儒家思想，似乎确认了其哲人身份，但又重申“屈原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思想家，而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２］。

张正明认为，“已知的史实不足以证明屈原是政治家”，也“很难称之为思想家”，“屈原就是屈原一位志洁行廉的伟大诗歌艺术家，“一位无与伦比的巫学家”［３］。唯有近人梁启超哲学论著《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把屈原思想纳入南派老子支流，认为“当时思想大体可分为南北，孔墨皆北派，虽所言条理多相反，然皆重现世，贵实行；老庄产地对邹鲁言之，可称为南人，其学贵出世，尊理想，则南派之特色也。屈原则重于此种思想空气之人也”。诗人屈原是否为哲学家，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对屈原精神深度的考察方式和界说思路。虽然否认屈原为哲学家的观点出自于著名学者，而且几乎形成了一种大势所趋的普遍共识，但是，这些观点还是很值得反思和商榷的。无论是冯友兰、郭沫若、张正明，还是梁启超，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用了一种知性标准，从中国哲学史既定框架去认识和论定屈原，以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的诸子之学的基本倾向界划屈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把艺术和哲学，把诗人与哲学家割裂开来，而坚执一种艺术与哲学断然分离的二元论立场，屈原也就由此被剥夺了哲学家的重要身份。

然而，只要我们超越这种知性化认识方式的巨大局限，只要我们抛弃先秦时代老孔墨荀诸家的既定哲学程式，转而以一种精神深度的揭示方法，从屈原作为诗人个体的存在方式和沉思态度，去发掘和再现屈原的心灵意蕴，那么，我们将不仅发现一个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的思想家，而且，也还会将其还原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二确认屈原为诗人哲学家的重要依据，首先是屈赋文本。屈赋文本一直被视为中国诗史上超绝千古的浪漫主义佳作，也一直囿限于从诗学艺术视角阐释其价值与意义。但究其实际，屈赋文本从根本上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浪漫主义范型；它绝对不仅仅提供了一种辉煌华丽的艺术形式，相对于其它作品而言，它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哲学视野是无与伦比、震惊古今的。屈赋文本的自叙性和抒情性是以作者个体的感性体验，自我探索和自我揭示为前提的；由此出发，整个屈赋文本构成一个类似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在艺术中进行思考”［４］的封闭性世界。

在这个限定状况中，诗人倾诉着、自语着，将生存最沉痛的人生挫折，通过密码沉思和象寓显现出来，展示了悲剧视境中一种深邃的人格世界观和哲学运思深度。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艺术在其根源上看，是通过直观地表现此在中的存在的一个确认功能，照明生存的东西。”［５］屈赋文本还是在这种意义上以直观的诗性思维进行有关自我心灵的哲思。纵览屈赋２５篇，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并非一时一地完成的众多作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关联性，全部都是生存思维者对于自我生存挫折的深层体验和内心反思。诗人在生存悖论和道德两难的困境之中，从辉煌走向颓败，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隐忍态度徘徊于生存的边缘极限。因此，诗在这里作为唯一的与自我相关的世界，不仅触及了历史演变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在承担生存照明的思之使命。诗也由此成为生存的功能，思维的功能，指明了自我在挫折境遇中对悲剧之知的追询和所能达到的悲剧深度。因此，在这里，“诗作的思维”和“思维的诗作”，“思维和诗作、哲学家与诗人”达到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趋同和整一；这也是海德格尔所一再倡导的“一切诗作的根源是思维”、“诗作的本质寓于思维之中”，“一切沉思的思维是诗作，一切诗作是思维”［６］，感性之诗与沉思之哲学具有两者相互依存的相随性关系。诗作和思维面对自我存在和对自我悲剧命运之内省体验而达成了最纯粹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