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深层的悲剧语境中，精神二元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屈赋对话形式的普泛使用，这由此环绕悲剧问题而构成了诗章某种意义上的复调性，具有了悲剧主体叙述的多重声部和多重声音［１４］，因而使理性视野中的悲剧展开呈示了一种张力，一种敞开悲剧的闭封性空间的契机。而从根本意义上看，二元化趋向在屈赋中更多地体现了屈原道德价值上的坚定不移和精神取向上的高度纯净。所以，在经过众多对话的喧哗之声后，屈赋以更加苍凉有力的风格在《天问》中向绝对存在者——天一连诘问了１７０多个问题。《天问》是诗人在心灵与世界产生断裂之后，对历史、文化和神话等诸多存在事项的涵盖者——天的顽强诘问。这种怀疑性的反问话语，透露着自我精神的执着和坚持以及对存在世界的真理性追问《天问》对社会意识形态所公认和流布的一般认知的怀疑，正呈现着诗人遭遇的现实冲突和精神疑惑。这不是神话文献，也不是所谓的文化考据，它表达了了屈原站立于悲剧立场对悲剧之真的深切体悟，对悲剧非理性的荒谬感的反躬自问。这种一贯到底的问句话语，活现出一个站立于文化地平线上指问苍天的悲剧性灵魂。其深度和气势具有了一种超绝千古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磅礴风格。在屈赋中，艺术与认识，形象与沉思在其本源意义上是一致的、兼容的。

它们的日常分离性被诗化思维所凝集，结合为一个不可拆解的整体。在这里，诗作为悲剧个体的“存在表现”，是一种拒绝阐释的哲思是一种象寓性密码；它是一种诗的哲学，同时又迥异于以客观世界作为阐释对象的哲学的理智明晰性。屈原正如后来被认定的许多诗人哲学家一样，在诗的直观世界里，以世界整体的探询方式，从悲剧生命困境中发掘重新构合断裂世界的整体概念。他向整体的荒谬性发问，又从整体上进行二元化的自我解析，他对世界的认识具有哲学理性的透明性与彻底性，又展示了自我本源意义上与世界的深切关联。这些不仅使屈原诗作有一种罕见的精神深度，而且也在诗性底色之上透露着形而上的整体思索。而这一切又是在屈原个体精神的存在维度和心灵界限之内渐次敞现的，因此，统一了诗与哲的双重本质。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以哲学家的深邃目光考察西方若干艺术家，结果发现斯特林堡、凡高、歌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伦勃朗等不仅仅是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其艺术和个体展示了形而上高度和哲学之维，有的干脆就指认为哲学家。其根本依据在于透视个体的存在特性和艺术世界的表达风格，发现和还原一个诗人哲学家的应有命名。正是从诗和哲学的关联中，我们从存在沉思深度上探索了屈原诗篇的双重特征。我们认为，哲学史上从来有两种哲学家范型即纯理性哲学家和诗人哲学家，屈原就毫无疑问地属于那种诗人哲学家，他的存在和他的诗作，在哲学沉思的悲剧感悟中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和统一。

［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２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２版。

［２］郭沫若：《屈原的思想》，１９４２年３月９日《新华日报》。

［３］张正明：《屈原之论》，载《云梦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４］卡尔·雅斯贝尔斯：《作为哲学家的达·芬奇》（德文版），第６０页。

［５］［１１］卡尔·雅斯贝尔斯：《哲学》第１卷，第３３１页、第３３９页，德文版。

［６］［１２］今道友信：《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１４页、第１４６页。

［７］［９］［１０］卡尔·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９３～９４页、第９９页。

［８］许多论者因屈原卓绝个性而怀疑其是否为政治家，更有论者把屈原对悲剧情境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误为自大狂。这都是错误的。参见《东方诗魂》，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１０～２３４页。

［１３］托凯：《中国悲歌的起源》，布达佩斯学院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１４］梅琼林：《悲剧与对话：楚辞诗学审美形态描述》，《江汉论坛》１９９５年第１１期。

［１５］卡尔·雅斯贝尔斯：《作为哲学家的达·芬奇》，见《斯特林堡和凡高》（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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