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两者间同一的说法，是意指作为二元性的一元性、两重性的统一，是以体悟与哲思的双重观照达到对自身悲剧存在黑暗和解蔽，所以屈赋文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追问和探询着屈原的悲剧之知和存在真理，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２５篇诗作的整体构成性质，决定了诗哲辉映、情境深邃的屈赋特征。在屈赋的系列诗作中，天空、大地、诸神和悲剧自我构成了千古罕见的巨型意象，组合为一个芳菲迷离、绚丽多姿的虚幻空间。这些令人叹为观止，震惊莫名的浪漫主义情境，从其实质而言，仅仅为悲剧自我的追询之旅提供了一个廓大无比的诗性境界。诗人带着对现实难以割舍的眷顾，对祖国满腔忠贞的情怀，以及身陷悲剧之境的孤独愤懑进入了对世界的悲剧性质疑和自我拯救。

然而，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冲突已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中自我与外在世界的悲剧冲突，而是早已内化为个体自我的矛盾与冲突。尽管诗人以一种澄明的判断认识了外在世界及其巨大矛盾，但对自我的拯救行动却依旧茫然。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拖宕和延迟是屈赋自我叙写中最辉煌的章节，也是屈原根固难徙的道德化自我面临渴望解救和坚持自我两难之境的巨大困惑，它仿佛一道无法超越的无情界限，“在这道界限上，他无法获得拯救。相反，只有在其行动超越了他的个人存在，甚至以死实现其个性时，他才找到了补偿和解脱”［７］。

三悲剧中的屈原作为生命个体，标举出与众不同、超绝尘俗的精神禀赋和优异品质，这是政治旋涡中的屈原真实存在的反映，同时也是悲剧艺术的一般要求，那就是呈示悲剧人物的辉煌价值以及这种价值毁灭所引起的巨大心灵震憾。虽然屈原身为政治家，具有不凡的政治抱负和治国策略，但他的真诚人格却拒斥着任何超出真诚之外的手段、油滑，以致使人怀疑起他是否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８］。然而，这些纯洁无私的气质却是悲剧人物所必备的高尚情操，也是屈原悲剧性之发生的本源性基础。他从这一基础出发体察世事人生，感悟宇宙万物和社会政治，不仅发现了世界的荒谬和自我的孤独，而且，以一种坚执的个体精神，一种超离社会视象的卓越品格，向世界和存在提出了真正的疑问，这个疑问发自个体陷于悲剧之境的震惊和困惑中，如同俄狄甫斯、哈姆雷特的生存质疑一样令人惊怵和恐慌，它充分地表达了悲剧个体的精神之真和对荒谬世界的无情抗议，它所揭示的生存世界的深度，不亚于哲学沉思对人的存在的考察，它仿佛一道耀眼的闪电，照亮了被淹没于悲剧苦难的个体和被荒谬模糊了的世界的基本轮廓，以一种感人至深的真诚性，呈现出超越文化时代视野的千古价值。

雅斯贝尔斯曾在对悲剧的分析中指出：“个体与一般的规律、标准、必然性相对立：当他表现的不过是反对规律的任性时，他的行为不带有悲剧性；只有当他提出了真正的异议，这一异议虽然反对规律，但从他那方面看仍然具有真理性时，他的行为才带有悲剧性。”［９］“一般性原则在社会力量、社会阶层、习惯与职责中得到集中，因此社会能产生悲剧。另一方面一般性原则可以在人类性格里得到集中，作为永恒律与个体发展趋势和个体背道而驰。因此也存在由性格而引起的悲剧。”［１０］屈原的悲剧就表现他具有超凡的纯洁品质和内在精神，并且以它的全部真实性与抽象的一般规律，与政治的落后习俗相遇、相冲突后，仍然坚执个体的理想人格，向存在本身的荒谬性提出“真正的异议”。尽管这种悲剧个体是弱小、失败乃至毁灭的，但他却由此升华为一种不朽的精神之光，烛照着世界的黑暗和理性的幽蔽，这是人于悲剧困境的极限状态用精神生命获至的苦难之知和生存哲学。这大概正是雅斯贝尔斯在其煌煌大著《哲学》中言说的“艺术本身成为生存的功能”［１１］。

它也展示了个体深度沉思中艺术与哲学的彼此关联和密不可分。“哲学研究可能成为艺术，真正艺术作为照耀生存真理，是哲学的器官。与哲学的合理的认识方法碰到限界时，艺术每每向哲学开辟新的可能性。相反，艺术的直观只要它想要照耀生存真理，就渴望在那里进行破译密码的形而上学的思辩。”［１２］可以说，２５篇屈赋艺术中凝集了屈原对自我与世界的激烈思考，溶入了以生命本真情感对本源性的文化起源和社会人生的不断追问，它是一个艺术的直观世界，同时也是悲剧之知的沉思空间；在自我与世界的巨大断裂中，以理性情感追寻着涵盖世界的始基性价值意义，故而它在艺术世界中暗含着哲学沉思之维度，是一般诗歌艺术所难以企及的形而上境界。如果说，悲剧标志着个体生命与生存世界关系的分离、矛盾与冲突，其间必然引导出个体对自我与世界及其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哲学观照，那么，屈赋作为一种悲剧形态的典型表达，则鲜明地呈示了悲剧中屈原的最内在状态，也是从这一意义上，屈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内省型”的悲剧作品系列。

因此，既使弥布诗章间的强烈情感意绪发展到迷狂的程度，但从根本上说，这种迷狂并非是超离理性范域的非理性的心智狂乱，而只是一种特定意向冲突上的情感强度张力的表征，依然归属于一种理性精神的潜在统驭，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一种价值的澄明，尤其是相对于古希腊俄狄甫斯式的命运悲剧中的悲剧个体盲目无知地被命运之神主宰而言，屈赋中的屈原是理智的、明晰的，他处于困境之中，却仍旧洞察世界，并对世界保持着有力批判。他与世界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既与世界相分离、相冲突，又仍然眷恋着世界中的某种绝对价值，那就是对国家人民等的无限深情，这种生存处境中的悖论状况实质上指明了他无法超越的存在界限并在精神的两难中徘徊不定，并由此形成了内在个体的心灵分裂和自我对语，作为一种情感主体的探问主题几乎涵盖于所有诗章。匈牙利汉学家托凯有感于这种绵绵无尽的自我对语的悲郁风格，因而把它作为一种悲剧类型——悲歌，并将它誉为中国悲歌的起源［１３］，其根本原因在于屈赋突破了古希腊悲剧冲突的蒙昧和含混性，在一种澄明之境中展示悲剧个体的自我冲突，将外在的矛盾内化为个体心灵的无法解脱的二元化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