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商鞅，我实在不忍心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我内心里倒给他十分的敬意。在读到他走投无路仰天长叹时。还为他掬一把辛酸泪。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不得不说他的坏话，奸在《商君书》并不—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则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

这样，我写下面的文字时，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别扭。——且让我这样自欺一回罢。《史记》中的商鞅和《商君书》中的商鞅，确实给我两个极不协调的形象。如果《史记》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那么，《商君书》中的商鞅形象则是令我惧，令我恶。令我恨。

事实上，对商君，司马迁的态度也颇暖昧。在写有关商鞅的行事及政绩时、太史公几无一句贬责之词，甚至说出“秦民大悦”的话来。同时还令人可疑地写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迹干孝公，不得巳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不能不说有为商鞅开脱之嫌。可是。在传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一这不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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