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的悲剧，就在于他选择了为“皮厚而心黑”的刘邦卖命，然而不愿意一辈子死心塌地全心全意为刘邦卖命！如是则受猜忌，则被夺兵，则蒙不白之冤，则至夷灭三族！

读武涉、蒯通语，一针见血，淋漓尽致。然而读来几觉句句皆为司马迁语！

“……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矣。……”借武涉之口，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刘邦的丑恶嘴脸。

“……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以为误矣。……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借蒯通之口，对韩信寄以无限惋惜之情。韩信何罪之有？罪在功高震主，其罪实在其主也。

后人赵翼曰：“全载蒯通言，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赵氏的确读懂了司马迁的一片苦心。方苞在他的《望溪集》中也指出：“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征文以志痛也。”

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末更是费尽笔墨用尽心思，其惋叹之意深蕴其中。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何不言“其志在天下”？实仅仅“与众异”而已，未有与刘氏争天下之心也！此为韩信洗冤一。况且，仅仅为“淮阴人为余言”，何可作证？如以淮阴人之言为证，则可见有“无辞”“莫须有”之嫌，此其二。“行营高敞地”，难道就是为了“令其旁可置万家”？此中有何必然的因果关系？此其三也。“可置万家”可作另一理解，即仅仅“可置万家”耳，何有“谋反”夺天下之心？此其四也。总而言之，韩信之族冤矣，以“莫须有”罗织罪名明矣。

至此，司马迁图穷而匕首见水落而山石出，索性一吐为快。“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愤激之意深蕴于反语之中。

对英雄壮士犬马一生冤屈而终，司马迁尽洒热泪，同情，痛心，惋惜，悲愤，交织于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扼腕；而对“刘邦们”，则竭尽反语，讥讽，揭露，鞭挞，意在未言之中，读来令人切齿。

后人也尖锐地指出：“‘天下已集，乃谋叛逆’，此史公微文。谓淮阴之愚，必不至此也。”（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或说得更为深刻：“天下已集，岂可为逆于其必不可为叛之时？而夷其宗族，岂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李笠《史记订补》）

但是也似有未明司马迁意者。“迁责韩信不学道谦让，伐功矜能，至于夷灭；信虽不足以知此，然当受此责矣。何也？当天下发难，与沛公先后起者，各有得鹿之心，固以其力自毙，无怪也。独萧何张良与信，沛公之所须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素定也。若信犹欲自立，则汉谁与共功，是天下终不可得而定矣。信托身于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始则急迫以不得不与，终则侥幸于必不可为，以黥彭所以自处而处周召太公之地，欲不亡得乎？”（叶适《习学记言序目》）

而更多的人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如韩信被缚一节的—— 信言：“果若人言……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在他的《史记新论》中深刻地指出：“文章写这一段，妙在写得不明不白。”对于韩信被斩一段，又指出：“这一段写得很有破绽。这大概是文章故意留下的破绽。”同时，称赞了梁玉绳、方苞“对于司马迁的文章有较好的体会。”

“无韵之离骚”——悲愤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强烈爱憎蕴蓄于弦外之音。读《史记·淮阴侯列传》，不禁满腔悲愤；读《史记·淮阴侯列传》，更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悲剧”现象而深深思之。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 二十五史·史记·淮阴侯列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鲁迅 . 鲁迅全集·汉文学史纲要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韩兆琦 . 史记选注集说 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叶适 . 习学记言序目 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