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成长的背景

西方新闻界对于什么是新闻有一个经典的解释—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显然，这一定义着眼于新闻事件的反常性。新闻事件的反常性是它得以传播的一个重要条件。

作为中国第一批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及其门人在当时部分地担当了记者的使命，他们用原始的书写方式，记录下为数众多的新闻事件，譬如刻舟求剑，郑人买履，揠苗助长，守株待兔……这些故事为我们还原古代提供了一个拐杖，同时也打开了一扇认识历史的后门。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些故事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新闻事件；即使到了今天，无疑也最符合新闻的定义。然而，数千年来它们却被当成了寓言，其中的写实意味后人习焉不察。其实正是这些寓言故事，完整地记录了中国人生存能力和智力的进化过程。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人的心灵成长史。

在众多被记录并流传下来的故事中，最具认识价值的是“守株待兔”：农夫偶然看到一只兔子在大树上撞死了，于是天眼大开，欣喜若狂，以为发现了一条致富捷径，从此每天守在树旁，期待着第二只匆忙而倒霉的兔子。他无与伦比的等待的姿势照亮了身后的汗青。不幸的是，守株者成了后代的一个著名笑料，被各种别有用心者竞相诠释，面目全非。守株者复杂的感受反而无人理会。从某个角度看，农夫无疑是聪明的，他至少对一种可能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并且进行了较为复杂的推理，从而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抽象。如果缺乏对具体事物的抽象能力，第二只撞在树上的兔子必定会与农夫擦肩而过。因此他的守望是诗意的，同时更是充满哲理的；他的守望，杜绝了自己在兔子问题上的失败，同时也以守望的姿态杜绝了失败的任何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人是中国史早期真正的智者。

在“汗滴禾下土”的酷暑，当午锄禾决不是一件惬意的工作。如果恰在此时看到邻人美滋滋地捡到一只粗心的兔子，我想任何人都会有一点轻微的嫉妒。当看到幸运的邻居虔诚地守在那棵树下，他应该是羡慕的。在这样的羡慕和嫉妒中，守株待兔者的智者形象被目击者传播开去，直到被先秦诸子记录在案，立此存照。

“守株待兔”是中国式的经验主义的开端之作。不应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早期中国文人的作品中，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些饶有趣味的故事，准确地勾勒了早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典型的经验主义，初步的抽象思维能力。这也许符合古人的思维特点。

接下来的“此地无银”的时期，是古人尝到了思维的快乐的时期。从“此地无银三百两”到“隔壁阿二不肯偷”，显然经过了不止一次的思维转换。“此地无银”式的思维方式是古人思维的一次飞跃；与“守株待兔”的农夫相比，“此地无银”的主人更聪明。他的聪明使他绕了一个弯子，该弯子虽然没能保证银子的安全，但努力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这是古人由单向思维、直线思维，向逆向思维、多向思维过渡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思维前进的方向。

最伟大的进步出现在“朝三暮四”和“尔虞我诈”时期，这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已经成型，在以后的时代里，中国人的思维只有完善，而没有质变的空间了。

当然，这些故事之所以被后人目为寓言而不是新闻，和主人公俱是名不见经传的村夫俗子有关。作为参照的是宋襄公的故事。宋襄公拒绝向没有摆好阵型的敌人发起攻击，这在当时看来十分正常的一件小事，同样也被后人视为接近于寓言的一个故事。但是如果还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宋襄公身上寄予了古人最为纯洁的理想，宋襄公体现了一种真正的贵族精神，一种真正的费厄泼赖精神；笑骂是后人的事情，已和宋襄公无关。今天所有嘲笑宋襄公的理由加在一起反而反衬了我们的堕落和沉沦。不过有人说，宋襄公那场著名的失败成了古代战争的分水岭，所言不虚，中国人，或称人类就是以人格的沉沦换来了微不足道的进步。

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些故事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人们再次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它们已经异化为了寓言。新闻变成了寓言，如同少妇已不是姑娘。

刺客故事的回顾

如果对早期寓言中的主人公和宋襄公的性格特点加以归纳，会发现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无以名之，只好暂称为“短路思维”，或“缺根筋思维”。因为缺根筋，有的人宁可采薇也不食周粟（伯夷、叔齐），有的人听到让他坐天下就跑到河边去洗耳（许由）……即使山穷水尽，也决不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为自己预设了一个抽象又具体的立场，然后画地为牢，在自我打造的监狱中狼奔豕突，举步维艰，却从没想过要越雷池一步。

在寓言的光辉照耀之下，从纵横的阡陌中，刺客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司马迁以如椽之笔记录下了五位刺客的不朽业绩，他们有守株者的赤诚，有揠苗者的可爱，有刻舟者的狡黠，有削足者的纯朴，更有朝三暮四者的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