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人说话是中国的传统。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认为是言论自由把家国弄崩溃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言论的威力可谓大矣!孔子更憎恨“巧言”，把它与“令色”一样看成是德性的污点。而与之相反，他把讷口少言又看成是近于仁德的优点——所谓“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于仁。所以孔子告诫人们不要多说话，要“敏于行而慎于言”，他还规定了说话要看场合，要看时机，还要看脸色——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我的一个学生写读书笔记，写她看到这几句话后的感慨是：“做人真难”！

盂子自己好辩，晓晓不体，口若悬河，但他只准大狗叫，不让小狗叫，他把许行就骂为“南蛮（左鸟右夬）舌之人”，说他生属南蛮，地处偏远，满口听不懂的方言，叽叽喳喳不停，可恶得如同伯劳叫。你看，连身处的地方偏僻也成为禁止说话的理由，这倒很像今日，凡北京弄的玩艺，比如办的杂志，均是“国家级”，而其他地方的则全是“地方级”，所以，凡北京人在北京发言，全是最高指示，“地方”的人哪怕是到北京去发言，也是“晋京” “ 向首都人民献礼”。“首都人民”高兴了，会赏你几下巴掌响，你便会觉得莫大的恩宠。

盂子还仅限于骂。孔子做得更绝。他自己周游列国，鼓唇摇舌，并且很讲究语言修辞，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他的言论后来果然行得既远且广，不仅让敦厚的古人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而且还让今天头脑冬烘的新儒家拿去拯救世界。但他却用极端的手段——肉体消灭的手段去制止别人说话。他做鲁国摄相，代行宰相职务，只七天便杀了少正卯。其罪名之一便是少正卯“言伪而辩”、“言谈足以饰邪荧众”。

这些还都是“在僻处白说”(朱熹说庄子语)，而那些凑到君主耳根去说—— 说(shui)、谏、奏…….等等就可能更危险，韩非的《说难》，就是说这种冒险行为的。

不过，平心而论，那个时代还是谈说之士的黄金时代。张仪被别人打得一身稀烂，昏死过去，还被洒了一身的骚尿，当他被老婆哭醒过来时，张开嘴，用手指着问：“我的舌头还在吗?”他老婆答：“舌头倒还在。”张仪说“舌头在，就够了”(舌在，足矣)。他后来还真的凭这三寸不烂之舌，挣得了自己的福禄富贵，也挣得了他在青史上的名声——不管是美名还是骂名。所以，那个时代，像少正卯、韩非这样的倒霉蛋，有，但少。少正卯碰上孔摄政，韩非子碰上李廷尉，算是大白天见了鬼，磕瓜子磕出了虫，属于偶然“事故”，没有必然性。

随着汉代大一统的建立与逐渐巩固，“说难”的时代就真的“来了”。董仲舒谈灾异，差点给自己带来杀身的灾，司马迁惜李陵，倒把自己弄得阉去了根。他们还真的没说过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关键在于他们已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人家官僚机构中的一分子，在人家花名册和工资簿上。武帝手下的丞相，除了那个顶善于拍马的公孙弘，有几个善终?公孙弘以后，武帝就连杀了三个丞相。所以当武帝要公孙贺当丞相时，公孙贺趴在地下哭个不休，把头磕得咚咚响，请武帝饶了他。武帝拂袖而去。公孙贺不得已当了丞相，出来时，对人说：“我从今完了”。——后来还真的完了，不光他本人完了，一家都被族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