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就是东方朔。他自己凭着一张油嘴，在武帝那儿混饭吃、混衣穿，漂亮女人是娶了一个又一个。但他知道．那个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纵横天下的时代过去了。士的时代过去了，眼下是优的时代．所以他就以“优”的面目立于朝庭之间。他对武帝不大说什么正经话，即便说，也是看准了再说，以至武帝都以为他常常充事后诸葛，放马后炮，是个大滑头。他只是在宫中与武帝“搞笑”，逗皇帝老儿开心儿。他是一个明白的人，也是一个自视甚高、很有自尊心的人，但他却不敢一本正经义正辞严地和武帝谈政治。他怕，他怕这个时代。他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赋体文章，叫《非有先生论》。这个在吴王宫中“默默无言者三年”的非有先生，有什么样的高论呢?就是那非有先生再三感慨的四个大字：“谈何容易”!

韩非的《说难》，是理智冷静的分析，是对游说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游说者指导门径，其目的乃是积极的——增加游说的成功率。而东方朔的“谈何容易”，则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其目的则是消极的——要人们三缄其口。这是东方朔对自己时代的观察。一个是总结经验，更上一楼，一个是吸取教训，退避三舍，时代不同了!东方朔的眼光真是值得佩服!。

颜师古注释这“何容易”，是“不见(被)宽容，则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原来，“容易”这个最常用的口语，却有一个如此雅致深奥的含义，“谈何容易”这句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感叹词，却有这样一个古老而现代的意义：容易容易，宽容了，话才易说，事才易成，人才易做，不被宽容，这一切哪得容易!

能否宽容，不是一两个君主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体制问题。君主个人的道德水准或个性或许会导致他的行为作风的不同，甚至一些明智的君主会有某些“宽容”的表现，但这种“宽容”是由于其对自身利益尤其是自身长远利益的“明智而审慎”的考虑，而不是对“宽容”本身价值的肯定。

宽容是制度的宽容．不宽容也是制度的不宽容。周代(尤其是东周的春秋战国)的宽容，是由于其贵族民主政治，以及后来由于政治分裂而导致的社会多元。秦朝的不宽容则正是由于贵族被消灭．并由天下一统而多元被一元所取代。汉初诸侯林立，先秦的宽容之风又有了回光返照之相，而到武帝与东方朔时代，新的大一统更稳定．一元政治更巩固，“宽容”也就如影遁形了。

东方朔的文章和颜师古的注释让我感触良深，我就在这儿稍微多说两句。我以为，我们不能用实用的态度来看待“宽容”，比如说，“宽容有什么价值?宽容的价值不在宽容之外，或宽容的效用，宽容本身即具有绝对不倚不傍的价值，它的价值应该是自足的，不需要论证的。正如穆勒说自由的价值是不需要论证的一样。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不能有这样的有关宽容的信念。我们有过相对宽容的时代．那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乃往往是由于政治分裂而导致的多元社会，而不是在政治统一之下的价值多元与宽容信念。所以，即使在那些看似宽容的时代，我们也没有宽容的价值观，而只是由于我们实际上无法不容忍，我们暂时无法惩治异端，似乎我们宽容了。因此，即使在先秦，也有孔子杀少正卵，在魏晋，有司马昭杀嵇康，并且他们的行为都没有受到来自社会价值体系的抵抗和批评。而一旦进人一元社会，政治统一，社会稳定，我们便毫不犹豫地实行不宽容．并且这种不宽容还得到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高度肯定。直到今天，我们众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也从未想到过为形成“宽容”的社会价值观做些工作，恰恰相反，他们不断地证明着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中央专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证明着秦始皇式的“统一思想”的正确性和历史合法性。我相信，在中国，现在绝对有不少历史学家、史学博士等等的没有读过鲁迅先生那篇有名的谈中国历史的文章——《灯下漫笔》。或者即使读了，凭他们萎缩的精神与浅陋的见识，也未必读得懂，未必能读出其中的深哀巨痛。他们今天的很多高谈阔论，鲁迅早在那篇文章中就予以戳穿。所以，在鲁迅之后，还有很多历史学家仍然在那里大言不惭，其行为实在如同“鬼打墙”，而他们的文章和高头讲章，也不过是鬼画符。

岂止是鲁迅呢。他们连东方朔也没读懂吧!。

东方朔的另一篇意义非同寻常的文章是四言韵文形式的《诫子篇》它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处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