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怎么说，圣人仲尼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蓬勃活泼、七彩纷呈的时代。那时代真是怪人盈路怪论盈耳。既有像孔子这样颠颠簸簸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热心人；也有甘与鸟兽同群的冷了心的长沮，桀溺和楚狂们；更有为季氏聚敛，自以为顺应历史潮流的孔门叛徒冉求，他的行为把孔子气得咻咻不已，接着便号令弟子们鸣鼓而攻之，以清门风。这三种人的人生态度，可以认为是济世、隐世和顺世。另外还有一种可以叫做“傲世”的态度存在，孔老先生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狷者”．便是“傲世”的人。狂和狷都执于一端，或锋芒太露，蛲蛲易折；或袖手冷笑，皎皎易污。所以仲尼先生以为只有在求中庸而不得，退而求其次时，才“必也狂狷乎”！可见狂和狷乃是中庸之两端，傲世的狷者，总是一副轻蔑嘲弄的神气，总嫌世俗肮脏。那例子“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洗耳”的许由可算一个，还有那一生都站在野外对着城市谩骂冷笑，笑着看笑话的庄子也可算一个。

可见，当时在人生态度这个大问题上，实在是山头林立，“圈子”也不少。光大派就有四个：济世、隐世、顺世和傲世。而这四大派中又可分出许多的小宗派。像济世者就有中庸的济世和不知深浅热情充沛的狂者的济世；傲世者中有冷笑的傲世和不冷笑的傲世，有故作怪诞以撄人心的傲世和平平淡淡不屑一顾的傲世；顺世者中的差别就更大，有无可奈何之顺，所谓顺民，后来变为奴隶甚或奴才；有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并从而暴贵之顺；又有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浑水摸鱼终于暴富之顺；这暴贵暴富的人后来往往成为新贵，一扫当初龌龊，气宇轩昂地向欢呼的群众演讲了。

总之，那个时代非常热闹。各类人物都不受约束地粉墨登场，且一样能得到喝彩或喝倒彩，他们把春秋战国时期闹得虎虎有生气，蓬勃如夏花之绚烂，真正的令人心旷神怡。直到今天，我们只要打开尘封的历史书页，就能看到他们正满怀激情地对我们说话，且表情生动无比。他们的生命激情竟穿透如此厚重的历史岩层，锐不可挡地使我们心旌摇动。

但以上这几类人都还不能说具备了真正的人生智慧。真正的终极人生智慧，须有圆满丰富的物质生括，以应付各种肉体之欲求；且又拥有对此种生活圆满解释的哲学，以应付各种出自内省的或外来的诘难这二者都具备，方可以恢恢乎若游刃有余。以上几种人，除了顺世者因顺时者昌之故．代代昌盛，其他几类，愈到后来便愈不景气，只是由于社会还少量需要，才没有收摊子。先看圣人仲尼先生，即便按孟轲先生或司马迁的看法，也是要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且这还太乐观，因为从孔子以后，虽出现了诸如画圣、诗圣、书圣、医圣等等人物．但像孔子这样的思想之圣，却再也设有出现过。可见这种圣人珍贵得很，非提供特殊的天时地利是不能生存的。济世者虽代代不绝，但几乎无得志者，还往往被杀头、被囚禁、被流放，且罪名又往往正是“乱世坏道”。而傲世者就更惨淡了，新贵和旧贵们在那边享乐欢宴，他们既不能坦坦荡荡地去一同狂饮大嚼，又不能掉头不顾，去觅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却在那里说三道四，吹冷风，煞风景又掉胃口。像嵇康“狂顾顿缨，赴汤蹈火”，“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能像他的山涛朋友那样顺世．又不能像他的阮籍朋友那样缄口，偏要冷嘲热讽地发议论，最后终于惊动并惹恼了那专心致志地蚕食鲸吞曹魏江山社稷的司马昭，被杀了头。李贽也算这一类，他惹恼的不是个别的权贵，他惹恼的是整个社会上依赖吞吃古人牙慧从而营养不良弱小易制的学者和需要这种“学者”的奸诈的统治者，最后也被逼得在狱中夺刀自杀。孙登评嵇康说，“才则具矣，保身之道不足”。傲世者最大的毛病可不就是保身之道不足?但像孙登这样的隐世者，虽然免于杀头也免于流放(他们自己早已自我流放了)，但放弃锦衣粱肉，朱门高楼，去过那种吃竹实住山洞的穴居生活，也不能算智慧。当然，像那些“充隐”或以隐为终南捷径者，就另当别论了。由此，济世者、傲世者、隐世者都可以归入保身和养身之道不足的，当然不能算是智慧。那么，能保身和养身从而官肚肥挺的顺世者是否可算作有人生智慧呢?也不能，因为他们虽则能窥测方向从而苟顺之，永不犯错误，档案上清白如东家处女，但他们是欠缺道德感的，深夜独卧，不免有鬼敲门之虚惊。

所以，用人生智慧的标准看，以上“四类分子”都还不够格。他们有的富贵胜达，却缺少精神上的安慰和道德感；有的虽有精神上之道德纯洁感甚或高贵感，实际生活中则又贫贱交加甚或颓唐寥落如“丧家之犬”——这是孔子认可的对自己落魄行状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