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理由是“败坏青年”。当我们的“民主”将要处决他时，他的弟子劝他逃跑，但他没有。他说：“如果没有骨肉，没有身体的其他部分，我是不能实现我的目的的。但是，说我不逃跑是因为我有骨肉，说心灵的行动方式就是如此，而不是选择最好的事情，那可是非常轻率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样说是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原因，什么是使原因起作用的条件。

今天我们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的误区在于，我们把事物的“前提”或者说“载体”看成了第一性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后面那个决定性的“无形之物”。当我们用“物质性”的东西来解释一切的时候，就会面临着尴尬和无奈，哲学也就丧失了其真正独立的地位。分析物质，哲学远没有科学快。

今天我们所坚持的唯心主义的误区在于，我们认为事物的“本质”或“理由”能够脱离“载体”而单独存在，能够不依赖“载体”而现实地存在。这种想法也太天真了。我们好像谁也没有见过“红”，只见过“红的东西”，人的意识必须粘缠在“物质”上，否则就会成为茨威格笔下的那位象棋大师，迟早会疯掉。

其实，经验和超验，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两种视野，因为人就是一个经验和超验的悖论结合体。康德反复强调，经验的视野关乎的是人的肉体生存，而超验的视野产生的则是人的道德和信仰。超验的东西不能染指经验，否则就会迷信；同样，经验的东西不能染指超验的领域，否则就会出现悖论。超验和经验，构成了人的两种生存方式，表明人是一个肉体和灵魂的结合体。说白了，人不过就是肉体和灵魂、天使和魔鬼厮杀的战场。

西方推崇理性，总是想探究“物”之后的“存在”。自从柏拉图以来，西方人普遍存在着贬低感性，崇尚理性的传统。难怪怀特海说，整个西方文化，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注脚。比如桌子，决定桌子成为桌子的东西，决定不是物质性的材料（比如木头），而是“桌子”本身的理念。而“桌子”的理念看不到，摸不着，只能靠人的理性来探究，来把握。尽管物质性的材料（木头）对于桌子成为桌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只是载体，而不是桌子成为桌子的理由。现实中的桌子必须要有载体，我们谁也没有见过飘在空中的桌子。而理念中的“桌子”却不同，它不需要任何载体，也正因为此，理念才是纯洁的、完美的、高尚的，一旦有了“肉身”载体，就是堕落了。这种堕落和人偷吃了禁果的下场是一样的。人本来生活在伊甸园中，因为偷食了禁果而认识到自己有一个肉体（载体），因此不再完美。所以说，人需要净化、需要超越，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摆脱掉这个肉体，进入纯理念的“伊甸园”。

西方文化是一个努力摆脱“载体”的文化。所以，西方一直有着严谨的“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按其本意，就是“在物理学之后”，就是把现实世界中的东西都搞明白了，还要去探究这些东西背后的那种神秘的力量和存在。西方人相信这种“存在”确确实实存在着。毕达哥拉斯知道，无论怎么摆弄圆规和直尺，也画不出“理念中的圆”，但他始终在不懈地努力，努力使的自己的“圆”无限制地逼近“理念中的圆”，虽然不能占有真理，但却又不断地追求真理，构成了西方的科学精神。

而另一方面，西方人通过宗教情怀不断地向自己的肉体宣战，只有战胜肉体，才能进入天堂。天堂里是没有肉体的，只有高尚的灵魂。人的拯救或者超越不过是摆脱肉体，成为一个纯精神的存在。正如基督精神所阐明的那样：“拯救灵魂必须压抑肉体”。

因此，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其实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但历史的吊诡在于，科学本来是在宗教中孕育出来的，可是这个衍生出来的东西掉过头来却成了宗教的死敌。科学对宗教的神秘性不断破除，“上帝的存在”一次次地被“证伪”，当科学被奉为神明的时候，它本身就成了宗教。西方文化演进到今天，终于完成了经验向超验的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