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文化中却不是如此。尽管《易经》早就说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是，中国人眼中的“形而上”并非探究使得物称为物的原因和理由，所谓“格物致知”、“穷尽万物之性”也不是探究客观事物背后的客观规律，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人世间的道德伦理，在于为人间人伦道德找到所谓宇宙论的基础，从而在真正意义上“贯通天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正因为此，注重道德实践的中国文化使得自然的一切无不打上了道德或者说“人为”的痕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自然的人化”，但这里的“人化”，不是纳入人的意识，从中抽象出客观的范畴或者规律，而是打上道德或者价值的烙印。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好像很少能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界的一草一木，而是看其后面所代表的意义。正如西方人把超验的东西经验化一样，我们的文化却是存在着把一切经验的东西超验化的倾向。一个自然事物其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其背负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含义。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的道德实践和社会的等级秩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血缘伦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而所谓的道德实践，不过是维护这种血缘伦理的尊严和价值，另一方面，社会等级秩序是血缘伦理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血缘伦理的重要性，我们才会觉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合理性。而这种社会秩序的上下有差一般会通过一些外在的形式或物件表示出来。比如，礼仪就是这种社会秩序外化的形式，孔子好礼，不过是通过“礼”来强化这种建立在血缘伦理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上下差别往往会通过一些物件来标识。正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读到的那样：“蘩樱小物也，而孔子惜之”、“唯名与器，不可假于人”。因为这里，所谓的“名”与“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件了，它承载的内容正是社会的秩序，血缘的亲属和贵贱的差异。

回到《通鉴》中的这段文字韩昭侯有一个破裤衩，但这个破裤衩一旦是君主穿过了，它就不是一般的裤衩了，而是高贵、上等之物，不是能随随便便给人的，除非立下赫赫战功的人。正如今天某位明星的内裤或者乳罩，一旦拍卖起来，简直是天价。所以，会治理天下的君主，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治理国家的高明君主，珍惜自己的一针一线，知道什么时候去利用这些物件，“明主爱一嚬一咲，嚬有为嚬，咲有为咲。”

我们的文化就是如此，什么都要引导到道德伦理和社会价值上来，而在这里，“物”本身却不见了，不在场了。中国人很少关注“物”本身，也就不可能产生科学和技术。还是维特根斯坦说的好：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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