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分析房玄龄对隋朝的预言，首先他预言了隋将灭亡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他给出的三条理由有两条却未必是占得住脚的。第一，隋文帝之阴谋篡位是导致隋迅速灭亡的原因，不符合隋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第二，皇太子与诸王之争会导致政权不稳，这一种状况在隋炀帝统治之初并未出现，不符合历史实际；第三，因为继位者的竞相奢侈导致隋朝之灭亡，可以说只有这一条理由是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的，然而正是这致命的一条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隋朝的历史留给唐朝统治者这样两重经验和教训：一是隋文帝之治从正面说明只要举措得当是可以很快实现一个国家的迅速发展的；二是隋炀帝的暴政则从反面说明了统治者的昏庸残暴是一个国家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隋朝的灭亡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场政治风暴的唐太宗李世民所经常提及的话题，这种教训之深刻，是这位天才的政治家迫切需要警钟长鸣的原动力。魏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而产生的一位优秀的政治家。

二、谏臣第一

在《贞观政要》里曾记载了这样一则著名的事例。贞观八年，左仆射房玄龄、左仆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询问他北门近来又在营建什么工程。窦德素将此事报告给唐太宗。太宗便责备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里的事，我的北门稍有点营建，何须你来动问？”玄龄等惶然下拜谢罪。魏征在一旁进言说：“我不理解陛下为什么要指责房玄龄，也不理解左仆射和右仆射为什么要下拜谢罪。房玄龄既然做了大臣，也就是陛下的股肱耳目，有所营建，怎么可以不让他知道呢？而且所营建房屋是有利还是有害，使用人工是多还是少，陛下做得好，房玄龄应协助陛下来完成；做得不对，即使已在营建也当奏请陛下停止。这就是君任用臣、臣侍奉君的正道。房玄龄等人问了完全没有罪过，而陛下却加以指责，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房玄龄等人不清楚自己的职守，只知道下拜谢罪，我同样不能理解。”太宗听了这番话深为惭愧。

这段史实说明了对待同样一件事，房玄龄等人选择的是做一个忠心耿耿的顺臣，而魏征则选择的是据理力争做直言敢谏之臣。那么为什么房玄龄就不能做谏臣呢？是他缺少这样的才智还是性格使然，抑或是环境所致？我个人认为房玄龄其所以不能成为谏臣，并非才智不及于魏征，也非性格的原因，更多的还是环境所致。纵观房玄龄的一生可以说房玄龄一直走的是一条宰辅之道。早在贞观前房玄龄便成为其旧臣。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谋杜断”。在封建社会中，他的人生道路决定了他只能做一个顺臣，而非直言敢谏之臣。他与李世民早已成为了君与臣，主与奴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使得他不能僭越封建礼教一步，他得时时刻刻谨守为人臣之礼和本分。高处不胜寒，他得一如刘邦时的萧何一样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以免一朝不慎为君王所不容。

但是魏征却不同。当房玄龄为李世民运筹帷幄平定社稷之时，魏征先是投靠元宝藏，继而转投李密，被窦建德俘获后再投窦建德。窦建德为唐军打败后，又被时为太子的李建成招为洗马。他还因多次劝说李建成对李世民采取果断措施为李世民所忌恨。可以说在贞观之前他一直游离于李世民的权力圈子之外。他们之间还远没有确立君与臣，主与仆的关系。这使得魏征有了成为一个直言敢谏之臣的特殊身份。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才与魏征有了的第一次直接对话，当时李世民质问魏征说：“你挑拨离间我们亲兄弟是何居心？”魏征却回答：“太子如果早听从了我的话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了。”正是这样的一次对话，使得魏征以其敢说真话，违逆之语的鲜明个性而进入李世民的视野，从而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倘若历史有了其他可能性，譬如是故太子李建成做了皇帝，即使是李建成会一直重用魏征，那么魏征是否能成为这样的直言敢谏之臣？我想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他是李建成的旧臣，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也只能做一个房玄龄式的宰辅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