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唐太宗时还有另一个直言敢谏之臣王珪，他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背景与魏征相仿佛，也曾出任故太子中舍人。玄武门之变后因受牵累被流放到隽州。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计前嫌拜为谏议大夫，在此职位上他就曾多次强颜直谏，深为李世民所忌恨，也深为李世民所器重。王珪的一如魏征的特殊身份也决定了他只能成为谏臣而非辅臣。

魏征及王珪的特殊经历给今人这样的警示作用：盲目的愚忠，循规蹈矩，从来没有真正的批评。一个人需要跳出从某种故有的圈子之外看待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的兼“思”则明，所谓旁观者清正是此理。

三、魏征的历史作用

关于魏征的历史作用前人论述亦多矣。我只想就如下事实谈论些个人拙见。

在隋文帝时期，由于文帝杨坚之文治武功出现了开皇盛世。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使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魏征对唐朝的盛治怀有远大的抱负和殷切的希望。

曾几何李世民常常在群臣面前长吁短叹道：“现在国家是大乱之后，真是很难治理啊！”魏征却回答说：“其实大乱则容易达到大治，就象饥饿的人容易喂饱一样。”李世民虽频频点头，但还是显得有些缺乏信心，接着说道：“听说即使是圣人治理江山也需要百年时间之久呢！”魏征却回答说：“这些话不是论圣人君子的。圣人治理江山上行下效，来得如同回声一样快，很快就能实现，是不会很困难的。”坐在一旁的封德彝则对此深表怀疑：“实际情况哪里会象魏征所说的这么容易。夏、商、周三代以后社会风气日益轻浮欺诈。秦王朝任用严刑酷法，汉朝采用霸术，都是想治理却做不到，或者并不是可以治理好而没有付诸实施。魏征不过是一介书生，好说大话空话，恐怕要白白地耽误国家大事，皇上您千万不能听他的。”魏征听了十分生气，马上反驳说：“五帝三王统治时期的人民同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如果象你封德彝所说人是越来越奸诈，那么发展到现在，人人都要变成妖魔鬼怪了，那还怎能施行德政教化呢！”魏征的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但是心里却不服膺。唐太宗对此却十分欣赏，深信不疑，并采纳了魏征等人的意见。

唐太宗与魏征的这次对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魏征的话为贞观之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这一番对话开启了盛况空前的贞观之治。

读到这则史实，我常常会生出许多感慨。事实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前，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于隋文帝时期的开皇之治，但是中国却并没有能借鉴其成功经验做到象唐时那样的盛治。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都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令人深思，发人深省。或许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缺乏象唐太宗李世民之雄才伟略，缺乏象李世民之虚心接受批评的诚恳态度以及象魏征之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和高瞻远瞩之远见卓识；也由于我们没有虚心地拜新加坡人为师，从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因素。

共产党人其实是有很多惰性思维的。譬如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我们就会归根于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可供参考的经验。那么试问新加坡经验是不是经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又是不是经验呢？说到没有经验，真正没有经验的其实是隋文帝，当时的隋朝耳目闭塞，并不能参照任何国家任何现成经验，但是没有任何经验的隋文帝却实现了开皇之治，其创新精神、开拓进取之精神真正令人感佩不已。说到没有经验，新加坡人也没有经验，但是新加坡人却如同隋文帝时一样迅速的发展壮大了起来。可以这样说，真正具有首创精神的是新加坡人，我们只需要象唐太宗吸取隋文帝之经验和教训就足以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走得更快更好。处于当今信息高度发达的资讯社会，片面强调没有经验只不过是为庸人自扰耳。还有的说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思想毒害的国家，所以改革难以成功。我有时真的很愤懑，要说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同属华人的新加坡人亦是如此，而且中国人较之新加坡人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扫清封建思想的流毒影响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这却是新加坡所并不具备的，新加坡人并不以其封建残余为苦，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着意地牵强附会呢？还有的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与新加坡同日而语，那么我要问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得自甘堕落呢？再还有的说新加坡是个小国家好治理一些，中国太大了所以难于治理。我觉得这更是无稽之谈。中国虽然大，但终归是由一个个的省、市、地、县、镇、乡、村组成的。那么这些相对小的地方该能治理得了了吧。况且隋文帝时、唐时帝国版图之大甚于今日，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能实现盛治，今天的中国人倒不能了呢？总不能因为中国版图大就将领土拱手相让于别人吧。总之这种种论调同封德彝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彼此同根同源，沆瀣一气。中国所以如此不堪正是因为中国人心中存在着太多封德彝式的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的种种思想干扰而缺少象李世民、魏征式的那种非凡的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

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是有条件的，没有如李世民之雄才大略与远见卓识；没有如他的海纳百川之胸襟与虚心，都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魏征式的批评如遇隋炀帝之流只会被视为危言耸听，祸国殃民之语，只有象李世民这样的政治家才会欣然神会虚心听取，甚至唯恐其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对于才能平庸的泛泛之辈，批评者自避尚且不遐，则再伟大的批评都只能是自取其辱。同样没有伟大的胸襟，没有虚心接受批评的真诚态度，总是从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观念出发来曲解批评，大概也只能产生如封德彝一样唯唯诺诺的旧式官僚而已。就当代中国而言，高屋建瓴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仍旧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话题，就此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