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体与语言的关系。
　　
　　文体形式的差异，归根结底表现在语言形式、叙事、结构、语体风格等方面。仅以语体风格来看，《韩非子》中书表体的严肃诚恳、论说体的周密犀利、“难”体的严谨细致、“说”体的生动诙谐、解释体的深奥古朴、富有哲理等，都反映了文体对语言有意识的选择。至于《存韩》中李斯所说的“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恰恰是他者眼中对于韩非书表体的认识。又，《难言》一文列举了劝谏人主时12种不同的言辞，从各个方面对说辞的性质与特点作了阐释，是一篇具有理论意义的纲领性文章。它所体现的正是“说辞”这类文章对于语言的特殊要求。前人谈到韩非散文风格时，多以“犀利峭拔”来概括，则是未能兼顾到不同文体所表现出的不同语体特征，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另一方面，语言也制约着文体的选择。韩非借田鸠之口说明墨子“其言多不辩”的原因是“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外储说左上》），“以文害用”便是语言本身对于文体的制约。同样，《难言》中的各种语体其实也就规定着“说辞”的选择与走向。将这种思想与曹丕《典论·论文》所说“诗赋欲丽、奏议宜雅”等联系起来，与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与“炼字”联系起来，不仅可以见出韩非对于文体与语言关系的直观认识，更可见出“我国古代的文体学当中本身便包含着语言学领域的文体学”这一传统的理论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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