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国民灵魂的补天之术：悲剧意识的诞生 

文化如果仅从媒质的表现来看，只能附注于符号，或者说是文字与图腾。而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进入文明阶段之后，最突出的特质就是对文学语言的出色把握和感性表达能力的自由舒张。从而，当我们走入深邃的文学世界之后，我们便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民族气质表述和转移在浸透着生存血泪的文学作品中。以王国维的看法是认为在中华的内蕴文学中并不具备深沉的悲剧意识。而按照我的理解，悲剧意识的缺失的根源在于内心世界对外在价值压迫的麻木。然而，我为什么要把这里的总题列为“民族精神的重新发现”呢？因为，我认为我们民族并不是先天地缺少悲剧的氛围，只是在历史的无情风雨中被政治的流行和小农经济的无知给掩盖了。所以，我在此必须一反先前学术界中所普遍承认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缺乏悲剧观念的错误理论。那么，曹雪芹写作的意义何在呢？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论的价值何在呢？我们又如何看待民族悲剧精神的现代化偏移和作家心灵的近代裂变呢？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王国维先从基本的民族气质出发，揭示出我们民族的乐天精神和团圆意识，我们总是将自己的美好情感表露无疑，我们无法使自己在痛苦中承受巨大的心灵扭曲。想起来也是的，由于历史的沧桑古老，疆场变换，有多少豪情笑影和红颜玉骨都埋葬在秋坟暗夜中，难道我们还宁愿在悲凉的文学世界中继续沉湎在沉郁忧愁的境界中吗？否也，否也！昔日李贺秋夜鬼唱鲍家诗，心中的绝望和桓布在他周围气流的惊悚将是何等的剧烈！所以，并不是说中华民族缺失悲剧，悲剧从古至今时刻都在发生着。但问题是有悲剧的切实存在就必然会产生强大的悲剧意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存在的苦难并不一定就能够直接感受到，这期间会有时间的延宕和空间的阻隔，而这两者都稳定地制约着悲剧意识在人心世界的诞生。所以，我觉得王国维说我们民族纯粹是乐天精神的，在我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故，我以此篇文章阐发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重新发现。即华夏民族的生存境遇从本质上说是悲剧的（从人个体的必定死亡和人类全体的必然灭亡都可以认为整个人类都是悲剧性的，悲剧的本质就是生命的短暂和世界的永恒之间有着恒久的对抗，人类无法逃离出这个命定的悲剧结局），但是由于文化自身的内在免疫能力和自杀倾向，使得我们的文学表象的苦难感直到曹雪芹才真正地树立起来。但是，曹雪芹本身是无法意识到他自己的伟大发现的，只有王国维从西方的悲剧美学入手，返观我们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从而在巨著红楼梦中发掘出了极端热烈的“悲剧爱情和悲剧之形而上学”，以此一贯通宇宙大有和世界虚无的惶惶人性之爆发，空前地颤栗着民族的内在文化生命。从此，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开始重新复苏，而这决断的意识突围具有极大的民族气质再造能力。以我夸张的说法就是：红楼梦标志着我们民族精神的一次浴火新生，它将提供给我们走向真正的直面现实和对垒灾难的苦难意识。

7 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两种精神气质的不同的情绪流露

王国维以红楼梦和桃花扇这两个作品作为比较的对象，从写作者不同的意绪流露出发，从对人生最终死亡命运的不同视点和感官印象出发，从而自然地激发出一种对文学作品内在气质相异走向的批评式评点式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