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

王国维的视野极其的宽广，内心幅围极其的浩瀚。他从人生对死亡的恐惧出发，提出解脱无非是他律和自律两种。他又从小说所笼罩的精神氛围出发，从小说描写的具体情景出发，区别了政治、国民、历史和哲学、宇宙、文学这两个处在不同层面上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的展示必须俟待形象的人物心理和生理活动，必须辐射到人生的感觉和肉体地带。所以，王国维提供了两种基本的小说创作模式，一是汲汲于喧闹的表象人生，是繁华的、乐感的、动乱的、流动的情节堆积；一是孜孜于深沉的内在的人生万象，是凄凉的、悲剧的、平静的、永恒的心灵困境。桃花扇是对历史的模仿，是与生活平行的简单的文学机械加工，没有灌注灵魂的深邃和信仰的高洁。红楼梦是对历史的超越和创造，是穿越了生活表面现实的具有极强原创性的灵性真实，充溢着感性的直觉、永恒的诗意和内在魂灵世界的沉郁。

  8 文学悲剧的形态、恐惧与悲悯、伦理学和美学目的论的合一

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抑或人生有三种悲剧形态，简单地说就是：出于善恶狡诈的悲剧、命运和谐与错乱的悲剧和人生基本关系即死亡和生命悖论特质造成的悲剧之悲剧。

“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忄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

对三种悲剧的探索可谓已经穷尽了历来所有的人生哲学和文学作品所禀持的悲剧形态，它对我们正确认识生命的内在奥秘和人类情感世界的整体结构都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红楼梦者，真乃悲剧的顶点，它能我们消解心灵的痛苦，并在纯粹的艺术情景中让我们领受着悲壮和高亢的人生历练。纷纭变幻的世界，在巨大的红楼意境里已经粉碎为情感的碎片和哲理的思索。在我看来，红楼梦真正地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它给予我们人类基本的历史困境和命运图景，它凸显出了人类心灵世界的黑暗和美好。红楼梦通过对悲剧之悲剧的演绎，带领我们进入了宏大的情绪世界，在这里，已经不是纯粹的人物（如宝玉、黛玉和宝钗的爱情世界，大观园的繁华萧瑟和太虚幻境的诡谲迷雾，石头的粗糙痛感和碧玉的灵性神秘，无数的罪恶波澜及自灭焚烧的决绝痛苦）在世界的舞台上表演，而是我们自己都手舞足蹈起来，也加入到这个爱欲丛生的喧嚣的人世中去。在我看来，红楼梦是人类基本命运的图谱，它将永恒地悬挂在人类家族的幻灭和诞生里。

红楼梦的悲剧之悲剧将会触发人心灵世界的痛楚，令恐惧和悲悯在我们的身影里油然急剧地上升，使得我们的血液愈加奔涌地流动在红色世界里。伦理要求我们放弃欲望，保持人格的完满，但它是以禁欲作为代价的。美学是在平静的审美关照中悠然浮荡起的情绪浮萍，它飘荡在缓慢的江河里，随着悲剧在我们内心所激荡起的情感波动和灵魂挣扎，从而把我们引向一种巍然屹立的佛家盛典，一种悲壮后的沉稳、恐惧后的平复和痛苦后的坦然。所以，红楼梦导致了一种伦理和美学双重价值上的意义融合，它有力地在我们后人的内心中激荡起道德的自缅和美感的愉悦。故，悲剧之悲剧诞生了，新的民族心灵也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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