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轼正在杭州任上，特意去净慈寺拜访法通，但苏轼不是一个人去的，随身还带着歌伎，这可算是对佛门的大不敬了。想想阿珂为进少林寺费了多大的周章，但苏轼不同，一来净慈寺没有武林高手，二来苏轼是位官老爷，法通和尚虽然不满，也只好皱着眉、咧着嘴、憋着气，把苏轼他们请进去了。

苏轼这是有备而来，带的歌伎不是摆设，于席间唱歌助兴，唱的是苏轼一首新作的《南歌子》：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这首《南歌子》，分明就是向法通禅师下的战书，通篇全是佛家语，我就不一一细讲了，只说最后这个“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这是唐朝的一个故事，那天正是新科进士列队出行，领队的看见路上有一个骑着瘦驴的老头儿，一脸落魄相，便吆喝道：“快给新科进士让路！”谁知这老头儿回话道：“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这话是说：老婆子也有年轻的时候，当年也涂脂抹粉的。——这老头儿名叫薛逢，也是进士出身，此刻虽然晚景不佳，但当年也曾同样风光过，而这些新科进士，谁知道多年之后会不会也和现在的薛逢一样呢？（顺便一提，“涂抹”这个词就是从薛逢这句话来的。）

苏轼用到这个典故，意思是说：歌伎又如何，良家女子又如何，官员又如何，和尚又如何，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佛法面前，哪有这些身份地位之别？看到歌伎的时候，法通禅师那一皱眉，于佛学修为上便已输了一筹。——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叹社会确实在进步着，现在的和尚们修为可比一千年前的法通高多了，如今大家想进寺院，不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纵然还不能在佛法面前一律平等，至少在金钱面前已经一律平等了。

净慈寺事件轰动当时，如果换到现在，就相当于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在首页挂了标题：苏轼携妓勇闯佛门净地（他们很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把歌伎的“伎”换成妓女的“妓”），精英和愤青们也会开始各占阵地，枪炮往来。

黄庭坚就是属于精英阵营的。净慈寺事件一出，不少人跟着起哄，把苏轼那首《南歌子》和了一遍又一遍，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其中就有黄庭坚步韵和的两首：

郭泰曾名我，刘翁复见谁。入鄽还作和罗槌。特地干戈相待、使人疑。

秋浦横波眼，春窗远岫眉。补陀岩畔夕阳迟。何似金沙滩上、放憨时。

万里沧江月，波清说向谁。顶门须更下金槌。只恐风惊草动、又生疑。

金雁斜妆颊，青螺浅画眉。庖丁有底下刀迟。直要人牛无际、是休时。

前一首大意是：张三、李四也好，歌伎、良民也罢，这都只是符号而已，何必妄生分别，更不必为此大动肝火，观音菩萨还曾化身荡妇普渡众生呢。

第二首大意是：佛法澄明空廓，佛心坦荡无碍，犯不着谨小慎微地草木皆兵。对那些充满分别心的人，真应该在他们顶门上狠砸一锤，使他们彻然开悟，泯灭凡圣之见。

黄庭坚明显和苏轼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两人的佛学修为也都不浅的，尤其是黄庭坚，他在佛教当中上也有一个头衔，即禅宗分支临济宗的传人，宋代的禅宗著录里是有他这一号的。宋代正是一个儒、佛打通的时代，儒家士大夫整天泡在佛经里，和尚们说起儒家经典也一套一套的，双方互相取经，所以宋代理学很近于禅，佛教也吸收了大量的儒家价值观。而且在佛教各宗各派里，禅宗发生了一个质变：唐代禅宗大讲“不立文字”，到了宋代，事情完全逆转过来，生出了所谓“文字禅”，以解机锋、公案为主，开始大立文字。现在一些心灵鸡汤式的佛教庸俗读物往往搞不清这个区别，一边附会机锋、公案，一边鼓吹不立文字，明明自相矛盾，还要说这矛盾就是禅意。

黄庭坚一身而兼跨儒、佛两家，这两首词既是与高僧们在佛法上的一次交锋，又大有词学上的涵义：我们给歌伎写《十八摸》怎么了！海阔天空，胸中更无纤芥，凭什么我们要下地狱！

黄庭坚很有点反戈一击的意思，但自己的想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编辑晏几道的词集，读晏词而大有感慨，说词虽然只是街头巷尾的流行歌曲，但晏几道写词用上了诗笔，这便化俗为雅了。黄庭坚由此想到自己当年填的那些狎俗小调，还挨了大和尚的一顿训斥，看来人家说得没错，填词还得是晏几道这样的才对路。——但这也不能说黄庭坚改弦更张了，因为他只是在诗艺上到达了一个崭新悟境，价值观并没有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