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字三白，江苏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光绪三年（1877年），人从苏州冷摊上购得此书手稿时，六记已逸其二。虽非全璧，读者很少有遗憾之至者，原因在于所存部分已是全书精华，诚如前人所言：“其凄艳秀灵，怡神荡魄，感人固已深矣。”

几年来读此书，感慨良多，近日更豁然有所悟，遂敷衍成章，并赋得四绝句，分题各卷。

其一，题《闺房记乐》：

万年桥枕万顷波，中流击楫素娘歌。人间羡煞神仙侣，不悔闺中粥一锅。

我曾反复自问：《浮生六记》既不关天下兴亡事，也不关社会革命潮，既无意为男儿扬名，也无意为闺阁立传，用现在的话说，纯粹是一种私人写作，它的眩人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在于作者用情真意切、韶秀晶莹的文字，为读者刻划了一个名叫陈芸的太平盛世的良家妇女，一个出身贫寒的才情女子，一个宜家宜室的红颜知己，一个不胜纲常名教和穷厄困苦双重负荷，却执著地追求个人自由而至死不悔的闺阁俊杰。

我以为芸娘的形象与她同一时代的才女陈端生——弹词《再生缘》作者相比，可以说毫无逊色之处。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指出：“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曰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寒柳堂集》北京三联版第六七页）陈端生用一支生花妙笔，藉孟丽君出将入相的传奇故事，寄托了其荆钗不让须眉的心声。芸娘的一笑一颦，言谈行止，看似处处寻常，却处处不入堂上尊长法眼，处处有违礼教闺训，所以同样具有“颠覆性”而不为她那个时代所见容。

前人对《浮生六记》的笔墨冲淡，行文雅洁，叙事妙肖，多有溢美之词。我独以为此类见地犹有隔靴搔痒之嫌，如果移用来赞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同样入榫合辙。纵观诗三百篇以来的文学传统，大致写男女偷情则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写夫妻关系要么反目成仇、恶声相向，要么齐眉举案、相敬如宾，读来索然无味。传世的文学中，优等的如《红楼梦》，避开夫妇关系直抒大观园里少男少女之间的两情缱绻，次等如《海上花》，仍是避开夫妇关系专写勾栏中嫖客妓女之间的畸恋绮情。别具慧眼的陈寅恪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意。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元白诗笺征稿》北京三联版第一零三页）名为实之宾，《浮生六记》作为纪实文字之所以不落窠臼，只因纲常名教虽能笼罩时代，却不能完全蔽塞三白、芸娘夫妇两颗向往自由精神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