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远在现代的人们大规模开发利用油气资源以前，龟兹古国的先民，就已在南天山前山地带，建立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辉煌。沿着库车河，从却勒塔格山北侧的康村开始，一直到阿艾村，在长约30公里的河谷地带，保存了新疆规模最大的、国内外罕见的古代金属冶炼遗址群，它们以炼铁遗址为主，少数为炼铜遗址。溯河而上，目前在库车河两岸保存下来的冶炼遗址依次有：康村、克孜里亚、别德里克、可可沙-苏布依、阿格古城、阿格村、提克迈克。这些遗址都分布河床两岸地势平整的阶地上，每一处都可见堆积遍野的炉渣，渣堆厚度可达2—9米，每处遗址的分布面积一般都有上万平方米，其中以库车河东岸的可可沙-苏布依遗址规模最大，遗存内容也最为丰富。

　　 

可可沙-苏布依遗址南北长近2公里，东西宽约500米左右。一进入遗址区，你不禁会为那宏大的场面所惊叹，炉渣积成的小山重重叠叠，远远望去是一片黑色。与炉渣堆相伴的则是密如蜂巢的炼铁炉。炼铁炉几乎都是瓮形的竖炉，炉口朝上，口径小，向下炉膛增大，直径最大者可达2米以上。据冶金史家的研究，我国在西汉时冶铁的竖炉已达到较高水平，在河南南阳的冶炼遗址也保存有类似的竖炉，它很可能是由早期炼铜的竖炉发展而来。炼铁时，由上部加入由铁矿石、燃料以及熔剂构成的炉料，下部鼓风，形成炉料下降和煤气上升的相对运动，燃烧产生的高温煤气一方面把热量传给炉料，另一方面煤气中的一氧化碳对矿石中的氧化铁起还原作用。在竖炉的下部还有“炉脐”，也就是铁水出口，矿石熔尽时，由此导出铁水，可直接进入铸盘，铸成生铁制品。从这种古代的竖炉，到现代化的高炉，虽然冶铁技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技术的基本原理却还是一脉相承的。

 

在古代冶炼技术发展过程中，铁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依赖于炉温的提高，而炉温的提高又有赖于鼓风能力的提高。我国古代冶炼中的鼓风技术，从皮囊鼓风，到简单的木风扇鼓风，最后到发明木风箱鼓风。从鼓风的动力来说，从人力到畜力，再发展到由河水推动的大型水排，这些变化都带来了冶炼水平的重大进步。在库车河两岸的遗址中，虽然已找不到这种鼓风技术发展的遗迹，但遗留下来的陶制鼓风管的残件却到处可见，尤其在可可沙-苏布依遗址，可以看到厚达数米的废弃风管的堆积层，由此也可看出这里冶炼的规模相当可观。

　　 

现在库车河两岸的冶炼遗址，已是延续了很长时期的、不同朝代的冶炼场叠加的产物，但据有关专家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石磨等文物的考证，其冶铁的历史可上溯至汉代。此外也有史料可佐证，《汉书>西域传》记有龟兹“能铸冶，有铅”， 《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说：“屈茨（即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新疆大学的苏北海教授认为，《水经注》记事当早于北魏，而且“三十六国”为西汉时西域的国数，因此龟兹冶铁的历史至少可上推至西汉。由于西汉时期中原冶炼技术传入西域，提高了龟兹的冶炼技术，使龟兹的铜铁产量和质量居西域各国之首，能供应西域各国之需，由此也提高了龟兹的国力，使之成为塔里木盆地北道最强之国。

 

龟兹能以古代西域的“铁都”而闻名，也和这里的资源优势有关。上文已提到在南天山前山的赤沙山中，即有产煤的侏罗系地层，而在这地层中也产有和煤层同时沉积的菱铁矿。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1943年在库车考察期间，根据老乡提供的矿石标本，曾专门到阿格附近寻找和考察铁矿。黄先生最初看到的标本颇似与岩浆-火山作用有关的磁铁矿，但库车河一带的赤沙山皆为沉积岩，黄先生因此大感疑惑。后来才发现，因这里的煤层自燃现象十分普遍，岩层中的菱铁矿因受煤层自燃的焙烧烘烤，才变成像磁铁矿一样乌黑的铁块。释氏《西域记》中的“夜则火光，昼日但烟”，实际上是指这里的煤层自燃现象。也因为这里煤、铁皆备，开采皆便，所以才可能“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同时也使龟兹成为世界上最早用煤冶炼的地区之一，而当时中原内地的冶炼仍主要以木炭为燃料。直到现在，库车北边的侏罗系地层分布区，仍然是新疆最重要的产煤区之一。另外，在这些冶炼遗址附近也产铜，在康村与克孜里亚之间的巴什克其克，还有古代的采铜矿洞遗址。据有关专家对塔里木盆地周边出土铜器中的特征元素研究，库车河的铜矿当时不仅供龟兹国冶炼，还可能通过克里雅河古道，输送到塔里木南缘的弥国等地。

 

　　

1999年4月，一位在崖壁上采药的维吾尔族牧民，在库车大峡谷中发现了阿艾石窟，有人认为它可以和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一起，作为20世纪中国西部文化史一头一尾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由于阿艾石窟只是一个单一的保存有壁画的洞窟，因此它的重要性也许不能和藏经洞相提并论。我感兴趣的是，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石窟的发现，人们才注意到了这个景象非凡的大峡谷，才有了这段神秘大峡谷的“发现”。反过来看，当我注意到库车附近竟然集中了如此众多的石窟时，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理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