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东方的移民其实主要是来自关内、以汉族为主的流民。他们的移民属于在本国范围内的，迁移的目的是谋生，与俄罗斯有目的的武力对外扩张有本质的区别。是清军在雅克萨等地的军事胜利以及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的抵抗最终让俄罗斯人的扩张停留在额尔古纳河西岸。1689年6月13日，清朝任命钦差大臣索额图为代表团团长，于8月29日在尼布楚和俄罗斯御前大臣柯罗文举行了签约仪式。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作为草原民族发祥地之一的额尔古纳河从此告别了内河的概念，成为了两个本来相距遥远的大陆国家的界河。

 

额尔古纳河成为中俄界河并没有能够阻止俄罗斯势力和民族继续渗入河东岸。《额尔古纳志略》记载，1860年沿边境的大批俄罗斯流民非法越界到额尔古纳中国一方盗采黄金，到1884年越界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0人。清政府多次交涉后，俄国阿穆尔总督才发布告示，派员将俄罗斯人召回。边界的威胁带来新的民族迁徙。巴尔虎本是游牧在贝加尔湖东北部的古老蒙古部落，当时被清廷迁移定居到额尔古纳河上游沿岸，目的正是为了保卫额尔古纳界河边防，他们被称为陈巴尔虎(有别于后来从大兴安岭以东地区调来的现生活在新巴尔虎左右旗的新巴尔虎)。从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清廷从满洲里到黑龙江漠河一共设置了18个卡伦(满语“哨卡”之意)，其中14个在额尔古纳境内，以防止俄罗斯人越界放牧垦荒。如今卡伦虽然早已经消失，但是四卡、六卡之类的地名仍然被因哨卡而形成的乡村所沿用。

 

很难想象一条河能够完全阻止两个大民族的交流，即便是双方存在多年的战争和竞争，正如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不能够阻止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部分融合一样。《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虽然确定了额尔古纳河界河的地位，但是该条约第五条也规定：“从前我国所有俄罗斯族之人及俄罗斯所有我国之人，仍留如旧，不必遣回。”两岸居民各种方式的交融仿佛额尔古纳河密如蛛网的水系一样错综复杂。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开始了越过额尔古纳河边界的又一次高潮。《呼伦贝尔志略》记载，1922年在额尔古纳市定居的俄罗斯人共1855户，9883人。这些外来族裔和前来拓荒谋生的中国内地移民产生联姻关系，逐步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马学永的妻子是俄罗斯族，她说自己娘家其实在室韦东北、莫尔道嘎以南不远的恩和乡。马学永妻子的亲戚、恩河乡前乡长老曲家便是俄罗斯民族形成的一个微观而丰富的水滴。曲乡长的父亲曲洪生十几岁时从河北新城县逃荒到关外的满洲里，后来因当地鼠疫爆发，再次和同伴逃亡到额尔古纳河对岸的俄罗斯境内，先后在赤塔和伊尔库茨克等地打工。在一些同伴选择加入苏联红军后，老曲选择了到额尔古纳河畔的俄罗斯金矿淘金谋生。曲洪生说，后来当过去当了红军军官的同乡先后娶了俄罗斯妻子后，他自己也爱上了俄罗斯姑娘阿历桑德拉。老曲说，母亲当年对于父亲提亲的要求是要一条“一把抓”(丝绸料子，因为柔软轻便可以一把握住)的裙子。丝绸、茶叶、毛皮，这几乎就是过去俄罗斯对中国最主要的商业渴望。曲洪生满足了俄罗斯姑娘的要求，也成就了这段异国婚姻。

　　

室韦以北十几公里临江屯79岁的吴常礼老人虽然年纪和曲洪生相仿，却是老一辈的中俄“结晶”。吴常礼的父亲是山东长清县农民，母亲是纯正的俄罗斯族。这位曾担任临江马队队长的老党员，长相带有明显的俄罗斯特征，张嘴却说一口山东话。从吴常礼那里了解到，在额尔古纳地区俄罗斯族的形成过程中还经历了新的重大变迁。吴常礼说，临江许多居民过去都住在额尔古纳河中的上格里契岛。1937年5月，占领东北的日军为了防止当地居民和苏联联合抗日，采取“清边并屯”，强行把他们搬到现住址。这也是其他许多江边俄罗斯族自然屯变迁的主要原因。曲乡长说，如今的恩和乡便是由当年被迫从八卡、九卡等地迁来的沿江俄罗斯居民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