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是新生，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遗忘。如今的额尔古纳俄罗斯族已经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说俄语了，不过他们生活中还是保持了俄罗斯族的许多民族特点。我们见到吴常礼老人时他正在面包烤炉边做桦皮桶。用砖头和泥巴制成的面包烤炉是当地许多俄罗斯族家庭的必备。老人说自己住的木刻楞房子是父亲当年建的，已经有60多年历史。这种俄式木屋外墙用圆木围成，圆木之间填有青苔，屋顶铺着用斧子劈成的薄木板，屋子里却是中国北方常见的炕。

 

衣食住行这类最微观的生活最能体现一个地区民族风俗特征。回想起前几天在锡林郭勒吃的手把羊肉，越往北走，草原的风味反而越淡化。马学永提供的晚餐告诉我们额尔古纳河畔的人们如今的饮食习惯，已不是我们想象的手把羊肉、奶茶或者面疙瘩。桌子上很快摆上了豆角炖肉，油炸额尔古纳河“划子”鱼，生青椒蘸酱，当然还有俄罗斯式的面包果酱——马学永对司机承认，那是买来的，也是对俄罗斯特色的唯一提示。马学永特别热衷于向我们推荐从赤塔买来的俄罗斯苏打饮料格瓦斯，我的好奇心最后还是证明，这是不受本地人欢迎的饮料，尤其是面对16元一瓶的呼伦贝尔老白干的时候。只有额尔古纳河畔的野味是各民族共同的爱好：狍子肉做的丸子汤。不过同来的李司机立即发现这只狍子是套来的，因为套住死亡的狍子不放血，肉不好吃。但是请注意，欧洲人至今还吃不放血的肉类。而据说这正是从额尔古纳河、斡难河流域出发西征的蒙古人带去的草原习俗。据说这样的肉因为留住了动物血液而能给骑士们带来更多的营养和热量。

 

用包容的眼光看待历史，也许我们就可以不必为因民族融合而带来的民族文化的变异、湮灭而悲伤。因为你把何时开始算作起点？又能够把何时当作是本源？1961年翦伯赞受乌兰夫邀请来到额尔古纳和呼伦贝尔，曾经在《内蒙访古》中称位于呼伦贝尔东面的大兴安岭是“历史的后院”。“成吉思汗在进入呼伦贝尔草原之前始终局促在斡难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狭窄山地。呼伦贝尔草原不但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自然条件，繁衍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向西，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活动。鲜卑人如此，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于是，在广袤的领域内，多种民族文化交融共生。

 

如今额尔古纳市和室韦把旅游定位在俄罗斯风情上好像颇有厚今薄古的意味，但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时空看，对于额尔古纳河或是室韦的寻根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蒙古的阶段。目前最早可从《北史》中《室韦传》里所见的“室韦”，本是用来称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以兴安岭为界的鲜卑人，“南者为契丹，北者为室韦”，他们生活的时期远远早于成吉思汗时代。公元6世纪后，室韦又分为大室韦、南室韦和北室韦等诸多部落。《旧唐书》中“蒙古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也是迄今为止“蒙古”这个词最早的记载。它所指的是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这一段山林地带的古老游牧民族，不但和今天的俄罗斯族毫无关系，和现在额尔古纳河畔的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人也有很大区别。

 

从额尔古纳市前往额尔古纳河边的黑山头，至今还能看到当地的古城。据考证并经文物部门认定，这是成吉思汗的大弟哈萨尔的封地。不过呼伦贝尔本地的历史地理学家乌云达赉却认为这是《辽史·耶律世良传》中记载的辽代“巨母古城”。如果属实，那么该城处于敌烈部的居住地。而在黑山头古城遗址南十余公里的根河南岸，还有一道绵延长达700多公里的金代边壕。乌云达赉考证这是当时已经占据中原、逐步和中原民族融合的女真人抵御乌古敌烈部的防御工事。契丹和女真这些从森林草原走出的游牧民族，一旦南下控制中原并融入中原，接受农耕，便开始重复被他们征服的躬耕民族抵御北方新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让历史学家困惑的草原民族复杂的历史源流正是它的丰富性和生命力所在。额尔古纳河也走马灯似的孕育了一个又一个民族，草原和这条河流远没有他们看起来那么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