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稍加注意你便会看到前往额尔古纳景观上的变化。整个内蒙古的中部是一片平缓的草原，越向东走，草原就变得越发滋润。乘车越过呼伦贝尔市继续向北，眼前逐渐出现了和缓的丘陵。而此时草原却更多地被大片小麦、油菜地取代。长满草的山坡阴面和山沟中开始出现白桦林，这正是草原和森林的过渡树种。过室韦后，白桦林开始逐渐变成落叶松林，路边剥露出的土壤比桦树林下的土壤更厚更黑，但土壤层下面就是基岩，和上面窜天的松树比起来土壤又显得薄弱。在大兴安岭莫尔道嘎森林公园，对当地环境和旅游很有研究的莫尔道嘎宾馆总经理王博义告诉我们，当地的岩石主要以花岗岩为主，有些火山喷发的玄武岩遇冷凝结后，纵向的节理使得岩石容易风化破碎，所有碎石覆盖的山坡则不会有树林生长。

 

这样的地形本不会成为农耕地的自然选择。历史学家说，由于草原相对于森林能够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料和生存空间，渔猎民族向游牧发展后，通常都会离开孕育他们的发源地。这也许就是数千年来游牧民族为了发展必须走出去的原因之一，而额尔古纳河流域也得以一直保存着原生态、得以保持孕育一代又一代草原民族的生命力。但是，现在不断进入额尔古纳的农耕移民和农耕生产方式的增多对本地生态却产生了危胁。

 

从黑山头到室韦沿江一路，额尔古纳河两岸，平阔的阶地和舒缓绵长的坡面上整片金黄的麦田和油菜地让人产生强烈的视觉震撼。恩和乡前乡长老曲说，仅恩和目前就有25万亩耕地，他们现在采用了轮作的形式，好让土地休养生息。黑褐色的是在休养的土地，绿底金黄的是油菜花，金黄色的是麦田。

 

其实额尔古纳地区的农垦早在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公元939年辽太祖就发出屯垦诏令：“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海勒水”就是今天的海拉尔河，它与从呼伦湖流出的达兰鄂罗木河同为额尔古纳河上源。辽契丹人曾大量移民于此垦荒，并连续14年获得丰收，“积粟数十万担斛，每斗不过数钱”。元代仿汉人耕种，在额尔古纳市黑山头元代遗址，曾发现窖藏粮食(黍子)，当地有贝尔苏木，蒙语称“布达特”，即“产粮多的地方”之意。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移民渡过额尔古纳河，在根河沿岸开垦荒地。上世纪60年代有关领导提出改变“牧民不种地、牧区无农业”的传统，在草原大规模兴建国营农场。从海拉尔前往额尔古纳的途中就可以看到农场前树立的“王震将军选址”的纪念碑。为了养育更多的人口，额尔古纳河流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当地广泛采用拖拉机深翻耕作的危害之一是，在土层薄的地方，粉沙直接被翻到了表土层上，使得沙化成为额尔古纳潜在的威胁。干旱的另一个危险是额尔古纳河众多支流水量的减少。

 

从额尔古纳到黑山头的根河至今保留着大片绵延的湿地。根河是蒙古语“葛根高勒”的音译，意为“清澈透明的河”。站在高坡上其实看不到太多面积的水流，因为湿地的植被盖住了大部分水面。呼伦贝尔因为地势平缓，水流往往在山丘之间的宽阔的平地上漫流，形成分散的水流，淤积而成大片湿地沼泽。穿过根河的战备铁桥时才看到根河的水流，河边有两三米高的水柳和杨树以及山钉子和稠李子树。沿额尔古纳河的边防小道向北，一路还会越过得尔布尔河、哈乌尔河和莫尔道嘎河。额尔古纳河虽然沿途两岸有丰富的水源可补充，却因为河谷宽阔平坦，造成河流反复回旋的众多“S”形河曲。从兴安岭西坡西流的额尔古纳河流域水系形成一片复杂的水网。他们和更西、更北的克鲁伦河、石勒喀河等河流形成兴安岭以西、蒙古高原上更大范围的生命水系。额尔古纳河及其一些支流上丰富的渔产品曾经是沿岸居民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在黑山头村我们曾碰到开着拖拉机前往军队大院打草的农民朱占文。这位1975年前来投奔亲戚的新移民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冬天在根河入额尔古纳河的河口凿开冰面，一网下去多的时候能打到八九万斤鱼，现在一网最好的时候也就七八千斤。朱占文这样的沿河居民的担忧是将来也许无法靠打鱼为生，而对于关心当地生态的学者们，更警惕的是包括从呼伦贝尔市穿过的伊敏河等河流近年已经出现断流的现象。

　　

　　

每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都会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而生态的变化则将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无法逆转的改变。前些年因为退耕还林实施的“天保工程”，使额尔古纳市曾经把敖鲁古雅乡最后一批还过着最传统游猎生活的鄂温克族居民迁到山下，这其中引发的种种文化冲突就曾经被广泛报道。不过抛开这些不谈，其实仅从清代至今，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呼伦贝尔地区的民族迁徙就几乎没有间断，而多数正是所谓“政府行为”。比如清代政府为了让从黑龙江北岸退居到嫩江流域的达斡尔人、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戍边，曾将达斡尔人编为三个“扎兰”，将鄂温克人编为五个“阿巴”。他们“上马为兵，下马为民”，承担起镇守边疆的职责。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于1732年从布特哈八旗抽调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3700余人进驻呼伦贝尔草原，编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而如今定居在锡尼河流域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迁入不过是从1922年才开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