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是个典范。它始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于8世纪后逐渐被废弃，石窟群分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绵延3公里，现已编号的洞窟有251个，内存壁画约1万平方米，多描绘小乘佛教内容；泥塑若干具，其新1窟内1尊佛像高6米多，是龟兹石窟中现存最大的塑像。除了宗教内容以外，还有许多表现耕种、狩猎、商旅来往、音乐舞蹈和民族风貌的画面。这些改变，是佛教民族化、地域化的表现，促发了中国石窟艺术龟兹模式的形成。

 

丝绸之路上的生活，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定居者的活动半径是十分有限的。但他们通过佛教，摆脱了狭窄的生活圈子，为自己创造了现实视野之外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从丝绸之路的许多绿洲间存在的石窟，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佛教艺术只是用示意的手法表示风景，例如通过树木或者河流之类的自然物，这些东西仅仅是要表示事物发生的地点。而在库车、吐鲁番乃至敦煌的风景画，则起了布景的作用。在这种布景前边，有一部分画面则是在这个布景之中安排了佛陀画像或者佛教故事。这是佛与现实世界的割裂，这种割裂，虽然有树木或者河流之类的自然物进行弥补，但终究是生涩的。　　

　　

　　

佛教思想产生于印度，经过千余年之后，它却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然而，从印度到西域即而中原，佛教的本土化、民族化的演进并不像春风激荡、万木葱茏那样流畅。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先生认为，佛教，是外来教，初入中国时“大受排斥”，曾先后出现过“佛儒之争”、“华戎之争”、“佛道之争”、“黑白之争”、“神灭与神不灭”之争等一系列矛盾。但佛教极力将其思想与儒家思想、玄学糅合在一起，以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因而，在佛教的东渐过程中，它还有一个“入乡随俗”的嬗变。　　

 

拿敦煌莫高窟来说，这种“嬗变”就更进一步。它是在具有深厚汉晋文化传统，又大量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式的佛教艺术。在我采访段文杰先生时，他结合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形象而生动地概述了这个问题：在菩萨形象中，在故事画中，出现了中原汉装或南朝名士的形象，出现了潇洒飘逸的精神风貌，在静的境界里增添了动的情趣，突破了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体系。

 

在敦煌莫高窟，随着时间的推移，洞窟的形制上，人们取消了中心塔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佛殿，佛殿正面是佛陀及两侧的陪伴人物。这里所表现的，就是想象中的在宇宙内普遍存在的可实现的超脱。从环境上看，更加庄重和幽静。

 

敦煌莫高窟里的菩萨处于佛陀与众生之间的地位，他们直接面向寻求解脱的人，引导他们皈依佛门或信任佛的教义。敦煌壁画中有许多鲜活的佛经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就连佛的前世，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生者，只是在通往超脱的道路上，有一颗恒久的虔诚心。

　　

在敦煌石窟的穹窿顶上，常常画着装饰图案，图案的中心是个圆，它的意思是超然于尘世之上。这种超脱含义可通过下列方式而进一步强调出来：在穹窿顶圆形装饰花中心部位，画着骑着自己的坐骑，离开象征着尘世的家庭而出走的佛陀。这是很重要的信息，绿洲上的佛教徒们从形象的壁画上看见自己未来的情形，也就有了信仰的力量。

 

而唐代的敦煌，洞窟里的风景画却有了实际的价值。这首先由于它是展现宗教故事的场所，而宗教故事反过来又使它成为必要条件。从这里到纯粹风景画之间，只有一小步的距离。但就是这一小步，使佛显得亲切而耐人寻味。　　

 

另外，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兴盛，还要归功于那些奔波的商旅，他们的经历，很好地解释了佛的存在。并且，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弘扬佛法，用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开窟造佛。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佛的赐予。

 

　　

我一直把甘肃的河西走廊称之为“东方走廊”，因为它所呈现的是整个东方文化的背景，且不说古代丝绸之路所创造的辉煌，仅仅是佛教的传播，这里就可以展开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

 

古代凉州位于河西走廊的东端，它最早接触并吸纳了中原文化，又与西域游牧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在这样的地理文化背景之中，佛教的进入必将会产生历史性的变革与辉煌。的确，凉州不负众望。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凉州悠久灿烂的历史长河中，鸠摩罗什、玄奘、萨班、八思巴等一批高僧在此驻足，滞留客居，或翻译佛经，弘扬佛法，传播佛教文化。五凉时期，凉州聚集了一批修建佛窟的能工巧匠，他们逐渐走向河西，走向全国。凉州僧人昙曜更在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之后，东下大同，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并为龙门石窟的开凿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

 

占有天时地利，凉州一度成为北中国佛教文化中心。这是与一大批佛教文化名人开坛讲经、翻译著述、兴建寺塔、开凿佛窟等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也是由凉州宽松的政治社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的，且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天梯山石窟是个例证，它被后人誉为“中国石窟寺的鼻祖”。考古专家宿白先生在考察了天梯山石窟后认为：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在风格上都可称之为“凉州模式”，而凉州模式的代表则是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城南50公里处的中路乡灯山村，创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约有1600年历史。天梯山山峰巍峨，山有石阶，拾级而上，道路崎岖，形如悬梯，故称天梯山。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脚下碧波荡漾，薄云缠绕其身，构成了一幅山、水、佛、云浑然一体的壮观奇景。

 

天梯山石窟建成后，世人仿此陆续开凿了金塔寺、马蹄寺、文殊山、榆林窟等。后来，北魏在大同开凿云冈石窟时，主持人也是凉州僧人昙曜，所用能工巧匠大都是凉州人。　　

 

在凉州的辐射作用下，河西走廊简直就是一个石窟走廊。从西到东，有五个庙石窟、敦煌西千佛洞、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昌马石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等等，等等。这些密集的石窟群，一一进入它们，我们画出的一条佛教传播中承前启后的生命轨迹。

 

西出阳关的大道上，敦煌西千佛洞是个幽静之所，党金果勒之水蜿蜒流淌，宽大的河谷中，桃红柳绿。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有断断续续的记载：“右在县(指寿昌)东六十里，耆旧图云：汉 佛龛百姓渐更修营。”从西千佛洞东距石峨博和西距寿昌城的路程推测，这段文字记载的应是西千佛洞。

 

敦煌西千佛洞现存北魏至宋代的洞窟16个，著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曾在20世纪40年代对该洞窟做过调查并编写了窟号。

 

西出敦煌市，我们的汽车行驶在宽阔的戈壁滩上，南面的沙山清晰可见，壮观无比。大约走了近40公里的路程之后，稀稀疏疏的绿阴引人注目，沿着绿阴的方向，汽车向南拐，来到了河谷边。那些绿阴原来是河谷里参天古木的树梢，真是奇妙。我们从陡峭的石级走下河谷，就像走进了世外桃源，流水潺潺，野花遍地，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到处都是，树枝隐天蔽日，凉爽异常。只是河谷北壁悬崖，由于千百年来流水的冲击和大自然的风化侵蚀，形成了断裂，致使现存的一些洞窟前室崩塌。

　　

从西千佛洞石窟的造型及艺术风格来看，与莫高窟极为相似，因此它又可归纳为敦煌石窟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窟中的一组北魏飞天，她们在巾带飘动中翩翩起舞，一前一后，形体自然优美，双手起处，花瓣飘落，如入胜景，是该石窟中的壁画精品。第十窟东壁北侧北魏时代的柢园记图，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弟子舍利弗和信外道的婆罗门六师外道首领牢度叉斗法的故事，是整个敦煌石窟艺术中最早出现的一幅。同类的经变故事，在莫高窟出现的时间是唐末。与起源于印度的柢园记图有所区别，敦煌西千佛洞壁画的创作者一开始就另辟蹊径，处理手法经过历代艺术家长时间的提炼，在构图上富有变化，在表现手法上带有一定程度的幽默和夸张。第六窟为唐代洞窟，其南壁和东壁有两行题记，南壁的说法图右端上方有“如意元年”东壁中间有“李仙凤天宝十三”这两条题记，是西千佛洞仅有的记载年代的洞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