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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实。《孟子》书中多次指出，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肉吃。关于养老制度，《礼记•王制》保留了上古“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分级养老制以及行养老礼的礼俗与制度。孟子指出：鳏、寡、孤、独，“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对于这些弱者，《礼记•王制》指出，都有“常饩”，即经常性的粮食救济。对于聋、哑及肢体有残疾、障碍的人则有供养制度，“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即由工匠用自己的技能供养他们。 荀子主张“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王制》）战国末年，《礼记•礼运》的作者假托孔子之口，抒发了大同之世的向往：“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该篇作者认为，在小康之世，虽然“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但仍然有仁、义、礼、乐来调治社会。“政必本于天”，这是儒家政治的根源性与正当性。“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也者，义之实也……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礼运》），这是小康之世的治世原则。礼是体现义的规范、定制；义是法则有分别的依据，是施行仁道的节度，是分限之宜、恰当、正当。 历史上的儒者对此身体力行。例如南宋朱熹曾努力劝农赈灾，宽恤民力，为减免贫困县的赋税，多次奏请朝廷。朱子曾向孝宗面奏七札，严辞批评孝宗主政二十年的弊病：大政未举，用非其人，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怨民愁，盗贼间作，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朱子对此忧心如焚，视民如伤，大修荒政。他深入穷乡僻壤，拊问存恤，提出具体应对荒灾的办法，关注戢盗、捕蝗、兴修水利等事（详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足见古代廉吏在一定程度上实践儒家“王道”、“仁政”思想，在传统专制政治下，竭力减缓苛政对百姓的压榨，使民众谋得温饱。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正义原则在开明专政、温和统治时期，在制度上亦得以体现。 再次是平民通过教育因任授官、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极其重要，向民间开放教育，是打破世卿世禄制、得以“举贤才”的基础。孔子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这是要把正直的人举拔在邪曲的人之上，即公正地选才用人。孟子指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荀子说：“选贤良，举笃敬”；“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王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理想，在古代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中国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等都有弊病，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制度贯穿了机会平等的原则，是中国文官制的依托。 值得注意的是，农家子弟读书受到了村社、宗族公田所得的资助。从杨宽《西周史》、吕思勉《燕石续札》等书可知，庠、序、校是村社成员公共集会的活动场所（包括前述的行养老礼）。从郑子产不毁乡校到何心隐的社会基层组织“聚和堂”，到黄宗羲的以学校为议政之所与议会之初步，均是中国政治平等与民主的重要资源。在公共生活中必有个人与群体的权力界限的规定。吕氏乡约、朱子家礼中都有契约精神与公民社会之初步，是文明化的体现。 最后是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根本经典《尚书•洪范》中指出，三德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求得刚柔互济的中正平和。其大中至正的标准为：“无偏无陂（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孔子说：“政者，正也”（《颜渊》）；“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仁者安人，知者利仁”（《里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先之劳之”，“无倦”（《子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等。孔子强调“庄以莅之”、“动之以礼”（《卫灵公》），即以严肃庄敬的态度尊重百姓，合理合法地动员百姓。他提出五种美政：“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尧曰》），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人民，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态度谨慎地使用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安民济众、百姓平安为根本目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亦含有公民权利的意识。在我国古代制度上，有监察制与考试制，甚为近代政治家孙中山先生所重视。 儒家民本思想是具体的、有丰富内涵的。以上所说的公平正义思想，是可以作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值得我们珍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