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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化者化醇也，气化者化生也。二气之运，五行之实，始以为胎孕，后以为长养，取精用物，一受于天产地产之精英，无以异也。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 “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与人，则固谓之命矣。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自取自用，则因乎习之所贯，为其情之所歆，于是而纯疵莫择矣。” “周子曰：‘诚无为。’无为者诚也，诚者无不善也，故孟子以谓性善也。诚者无为也，无为而足以成，成于几也。几，善恶也，故孔子以谓可移也。” “有在人之几，有在天之几。成之者性，天之几也。初生之造，生后之积，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与成焉，人之几也。初生所无，少壮日增也。苟明乎此，则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极未分以前，目前是已。悬一性于初生之顷，为一成不易之形，揣之曰：‘无善无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也，呜呼！岂不妄与！”（以上均见《尚书引义》卷三） 王夫之批评告子、世硕等人的人性论，坚持孟子的性善论，但他是从“气”与“习”的角度加以论证的。也就是说，他把一个终极性的、形而上的、先验的、理想的人性问题，坐实在气化日生、天命流行的宇宙论背景上和现实性的、形而下的社会人生之中，从而对程朱的“气禀说”提出挑战。既然气禀是禀于天的，那么人的气质之性也就不断地接受变化着的天的指令，从而不断地积累、习行，趋而之善，改恶从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不断地接天地氤氲之气，人性不断地在后天习行实践中生成长养，因而突破了初生时的状态，日生而日成。气质之性本来就与天命之性相即不离，“变化气质”也就促成了人性的理想性的不断实现。 王夫之的“习与性成”“性日生日成”论并未脱离宋明学术的主潮，只是他以一种“尊生”“明有”“主动”“率性”的立场来讲存心养性[7]，其目的是道德理性的与日俱进，直到至善的境界。所以他说：“天命之谓性，命日受则性日生矣。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形受以为器，气受以为充，理受以为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壮；取之纯、用之粹而善；取之驳、用之杂而恶；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强不息，日乾夕惕，而择之、守之，以养性也。于是有生以后，日生之性益善而无有恶焉。”（《尚书引义》卷三）王夫之使程朱的人性论带来了生机活泼的气象，而更忠实于儒家自强不息的理念与刚健有为的精神。 在解释孟子的“集义”时，王夫之说：“义，日生者也。日生，则一事之义，止了一事之用；必须积集，而后所行之无非义。气亦日生者也，一段气止担当得一事，无以继之则又馁。集义以养之，则义日充，而气因以无衰王之间隙，然后成其浩然者以无往而不浩然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足见气的参与，善的积累，后天的实践，对于人性养育具有莫大的意义。 船山批评程子把人性分作两截说，把人之有恶，举而归之于气禀。“孟子说性，是天性。程子说性，是己性，故气禀亦得谓之性。乃抑云‘性出于天，才出于气’，则又谓气禀为才，而不谓之性矣。天惟其大，是以一阴一阳皆道，而无不善。气禀唯小，是以有偏。天之命人，与形俱始。人之有气禀，则是将此气禀凝著者性在内。孟子所言，与形始者也。程子所言，气禀之所凝也。《易》云‘成之者性’，语极通贯包括，而其几则甚微。孟子重看‘成之者’一‘之’字，将以属天，然却没煞‘继之者善’一层，则未免偏言其所括，而几有未析也。（自注：孟子英气包举，不肯如此细碎分剖。）程子重看一‘成’字，谓到成处方是性，则于《易》言‘成之者’即道成之，即善成之，其始终一贯处，未得融浃。”（《读四书大全说》卷八）王夫之在这里也批评了孟子没有重视“继之者善”一层。 比较孟子与程子，船山认为，程子把气禀属之人，主张人一受成形而莫能或易，而孟子以气禀归之天，主张“莫非命也”，由此也可以诠释为“终身而莫非命也，莫非性也”，时时处处成性，时时处处继善。船山指出：“后天之性，亦何得有不善？‘习与性成’之谓也。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也。乃习之所以能成乎不善者，物也。夫物亦何不善之有哉？（自注：如人不淫，美色不能令之淫。）取物而后受其蔽，此程子之所以归咎于气禀也。虽然，气禀亦何不善之有哉？（自注：如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亦是气禀之偏。）”（《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王夫之认为，“物”“习”均有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人的后天行为，如果得其正位，则“物不害习”，“习不害性”，“物”“习”反而可以促成“性”的养育；如果不得正位，则“物以移习于恶而习以成性于不善”。不善不能归咎于气禀，不能归咎于我之形色，也不能归咎于外物之形色，而应归咎于我之形色与物之形色往来相遇的“时”、“地”、“几”之不当。也就是说，船山重视主客、物我交往的时间、空间、契机之“当”否、“正”否。这就从心性论走向了社会学，考虑到正当性的问题。他的结论是：“故唯圣人为能知几。知几则审位，审位则内有以尽吾形、吾色之才，而外有以正物形、物色之命，因天地自然之化，无不可以得吾心顺受之正。如是而后知天命之性无不善，吾形色之性无不善，即吾取夫物而相习以成后天之性者亦无不善矣，故曰‘性善’也。呜呼，微矣！”（《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在“气化日新”的论域里，船山把“性善论”扩而充之为形上形下两层：第一、天命之性（天所成就的先天之性，或天所赋予人的道德理性）无不善，这是孟子学的道德形上学的原始意义；第二、形色之性（或气质之性，即习行所成就的后天之性，或人的实践理性）无不善，这是在程朱的人性论、工夫论基础上的一个歧出或飞跃。但由性善言情、才善，是从形上纵贯到形下，由超越层到经验层；相反，由情、才善，进而由气善，由形色善而反过来讲性善，这在理论上尚值得探讨。人的现实性，或经验事实上的人有善有恶，是孔孟都承认的。孟子也提供了“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存夜气”，“善养吾浩然之气”，“践形”的思路。程朱为区别告子至韩愈的人性论，并合理地说明人之性善和在现实上的不善，采用“性善”与“气禀”，或“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两层说法，但这些说法，特别是气禀之说，难以圆融而易流于宿命论。船山的“形色之性无不善”之论亦有理论漏洞，但平心而论，其所张扬的是儒家“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变化日新的精神，在人性论之变革、实践上具有积极意义。王夫之肯定知几、审位、践形，强调人性养成的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在道德养成与实践的理论上更具有开放性与可行性。在“性习论”上，他以犀利的、灵光四射的笔触，刷新了儒家的实践伦理学，打开了返虚为实的外王学径路。 注释： [1] 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9页。 [2] 金春峰：《朱熹哲学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87页。 [3]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增订三版，第220页。 [4]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197页。 [5] 参见杨祖汉：《儒家的心学传统》第三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6]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唐君毅全集》卷十七，台北：学生书局，1990年，第570页。 [7] 参见熊十力：《读经示要》，上海：正中书局1949年印本，卷二，第67页B面。
（《文史哲》2001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