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潮州歌册的内容，注入了不少反封建、号召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内容，使温柔纯良的潮地妇女，进一步认识了人生的价值。早时妇女出嫁或随夫漂洋过海谋生，嫁妆与行囊中，一定要带上几本心爱的歌册作为闺房文宝，寄情以传乡音。在海外的潮人，不少幼时携带潮州歌册走了，长大了一听潮州歌册，乡情油然而生，到老时有时想起，更为潮州歌册中的悲苦人物与故事落泪。有的阿婆是朗唱潮州歌册的能手，一生中不是只识一二部，而是能唱十数部。大多妇女，可以不用手执歌册，光凭记忆，也能滔滔不绝背唱出来。不少妇女、小孩和一些得不到正规教育的人，就以歌册来学文化、学知识、明事理……

近似古代的“说话”和“变文”

“潮州歌册”考其渊源及形成，很难准确界定。若根据现有材料推断，其渊源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若从潮州歌册的结构、形式、演唱、内容来看，潮州歌册近似我国古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说话”和“变文”。

“说话”在隋代已广泛流传，它是一种讲故事的说唱形式，一般以七言为主，韵白念诵，讲究抑扬顿挫，内容以说小说、史书、民间故事为主，表演者称“说话人”，说话的底本称“话本”。另一种叫“变文”的民间说唱，也在同一时期出现，其语言通俗易懂，内容主要演绎佛经和历史故事，本子中注有演唱要求如“吟、韵、平、侧、断”等术语。上述两种形式均为“徒歌”形式（即没有伴奏的诵唱），且属“问字寻腔”（即依字依词定腔调的高低）。

以往认为潮州歌册源于弹词，实则二者相差较远。首先弹词的表演者大多为一至三人，有伴唱，而潮州歌册却没有；弹词表演以小三弦、扬琴琵琶作伴奏，而潮州歌册则自始至终说唱，不用一板一鼓、一弦一琴伴奏。惟一相似之处是均为七言，但民间曲艺的七言体实则举目皆是。昔时潮州歌册虽有个别集子标明歌册的由来，如《宋明珠记弹词》、《隋唐演义右调弹词》，但作为潮州歌册，广集南北说唱台本甚至戏曲本子，以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是很自然的。

潮地从唐代起，中原文化源源传入，宋代是我国说唱音乐的全面成熟传播时期，潮地在南宋期间，由于宋少帝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已成必然，这种文化与潮地土生土长俚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歌册很有可能。若考其“潮州歌册”的结构，内容、用词、句法，就可看出它与“说话”“变文”有共通之处。

潮州歌册的形成年代，《潮州府志》对此并没有记载，也不可能记载，因为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想入正史实无可能。据推测可能形成于明末清初，因最早的旧版歌册是清咸丰年至同治年间的刻本。据老人们的记忆，祖辈传下来的都是手抄本。若在咸丰年间发现最早的刻本，歌册形成年代按理可往前推一点。

俚俗文学感动秀才财东

“潮州歌册”被认为是俚俗文学，文人学士不愿涉足其间，民间素材均为劳动妇女自己提供，成为“歌册”的原始作者。

此举感动了穷秀才们、潮剧艺人们、行铺财东们，在他们的支持下，把流传在潮汕妇女中的民间故事、地方传说、神话故事，编成册子。如饶平潮剧艺人林炳福编写的《柴房会》、《英台行嫁》，潮安浮洋潮剧艺人洪舜编写的《刘龙图骑竹马歌》、潮州市秀才柯逸士写的《曹翠娥传》、余芝伯写的《三义女》、揭阳失明艺人孙耀存写的《车田案》等等。这种歌册更具浓烈的地方色彩，它运用了大量的俚俗乡语，广受劳动妇女的欢迎。

过去潮州府城印制歌册的有“李万利老店”（开创于同治年间）、“王生记”、“陈财利”、“吴瑞文堂”、“王友芝堂”，汕头有“名利轩”，共有十几家。歌册均为木刻本，到清末民初，才有石印本和铅字印本。

但愿“潮州歌册”不被遗忘，让它在潮汕的文化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研究潮汕地区传统文化、传统音乐和传统戏剧的依据之一。

（编辑：笑傲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