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界的不少专家一直认为京剧《四郎探母》的“人情化”倾向是一种“独反其道而行之”的 “异己，思想渗透”。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时舞台上杨家将故事的演出，不仅题材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就连一部分传统故事的内容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故事里那此“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的英雄，被一个一个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戏曲艺术家们在这些“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的忠臣良将血管里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使他们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弱点。借用“现代化”概念来说，就是英雄们被“非英雄化”了。

杨令公死节的故事，演义所着意表现的是英雄遭害、壮志难伸的愤慨。这从杨令公在李陵庙上题的可以看出来：

君是汉之将，我亦宋之臣。一般遭陷害，怨恨几时伸！

其所以触碑而死，也是因为“圣上遇我甚厚，实期捍边讨贼以仰答之，不意为奸臣所逼，而致王师败绩，我尚有何面目求活！”然而，在京剧《托兆碰碑》里，这种英雄末路的悲壮意境则由另一种凄楚动人的父子之情取代了。这出戏虽然保留了“令公碰碑”的传统情节，但整个情调发生了质的变化。戏从杨七郎鬼魂“托兆”开始，引出杨令公“梦子”、“别子”、“望子”的动人情节。令公碰碑的动机也由“若被辽人生擒，受他耻辱，不如趁早死之为愈”的死节变成了由于“被困两狼山，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盼兵兵不到，盼子子不归”的绝望。这出以唱为主的老生戏，几乎完全是以声乐来表现人物的。“盼姣儿不由人珠泪双流”的成套“二黄”唱腔，一开始就表明了令公的心事，为整出戏奠定了基调。

而作为“戏核儿”的大段“反二黄”更是通过追叙杨家八郎的不幸结局充分表现杨公公此时此刻的痛子之情。特别是两个“我的儿啊！”的大腔，完全是人物的这种感情达到顶峰时痛苦的悲吟。如果说，传统故事是通过“王师败绩”的后果来谴责潘仁美弄权的，那么京剧便是以“一家人无有下梢”的家庭悲剧来揭露权臣的凶残。后者的“人情化”倾向十分鲜明。戏曲艺术家们不仅背离传统，大胆地表现人情，而且还利用旧故事来讽刺不近人情的人物。杨六郎斩子的故事，演义里并没有表现杨延昭的无情。他的“囚禁”宗保也只是“恐其贪恋新婚而不用心破阵也”。

然而，京剧《辕门斩子》却把杨延昭当作一个讽刺对象，讽刺了他的无情无义。这出喜剧通过“我今日到无有父子的恩大，她那里却还有夫妻的情长”，这样的形象对比，赞颂了人怀对于“王法”的胜利。尽管这是以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为代价的人情，实际上跟王法并不抵触，但多少含有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