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六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茁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缺乏欧洲历史上那样“狂飙突起”的巨大声势。因而，杨家将故事的发展阶段上，反对封建传统的力量也不强大。《四郎探母》这样的人文主义作品只是少数。这是《四郎探母》长期不为人理解的原因之一。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四郎探母》等新编杨家将故事的革新精神与清代整个文化界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是血肉相连的。这些戏对杨家将故事题材的开拓，与清代“杨州八怪”画派对“四王”派正统山水画的叛逆一样，其基本精神都是反对旧传统的大胆革新。而《四郎探母》等戏以人情来对抗道德说教与当时思想界猛烈抨击纲常伦理的矛头也是一致的。不管它们的批判有多么大的局限性，只要它们是针对封建压迫而作的反抗，就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清代地方戏曲对传统杨家将故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移植、改编的传统杨家将故事，如《金沙滩》、《天门阵》、《杨文广征西》等等；一类是民间艺人新编的杨家将故事，如《四郎探母》、《牧虎关》、《杨八姐游春》，等等。传统故事主要取材于《杨家将演义》和宫廷戏。这类剧目在搬演演义和宫廷戏故事的同时，无可避免地也接受了它们的思想影响，把忠君报国当作了戏的基本主题。

不过，传统的影响无论多么巨大，毕竟只是一方面。清皇朝已是我国封建社会全面走向崩溃的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各部门汇合了一股反封建正统的“异端”势力，形成了一个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地方戏曲中的新编杨家将故事，正是这股“异端”势力在民间的一翼。

杨家将故事发展阶段上反传统的“异端”倾向，明显地表现为题材的变更。鲁迅说过：“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一缘民心已不能于《水浒》……”，更何况护王保驾之类了。于是，杨家将戏的内容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从一味地表现忠勇逐渐转向表现人的悲欢离合。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叙述杨家将戏演出情况时写道：
近时所行之京戏中演其一门事迹者多，《李陵碑》之外，《四郎探母》、《穆柯寨》、《辕门斩子》、《雁门关》等各出，极受台下欢迎。

从这时列举的剧目可以看出，舞台上流行的杨家将戏，表现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忠节故事，且“极受台下欢迎”。同时在当舞台上“男女戏”盛行的风气影响下，杨家将的招亲故事更是层出不穷。杨家门里每一个成员几乎都有一段浪漫故事。不仅传统的招亲戏（《余塘关》、《穆柯寨》等）大为流传，而且象杨六郎招亲这个在演义里只略提一笔的内容，也被敷衍成一出大戏（豫剧《状元媒》，又名《傅杨争亲》）。甚至一些正面描写两国交锋的武戏（《九龙峪》、《孤鸾阵》等），男女关系的描写却也占了十之八、九。不管这些戏的思想内容有多大的差别，仅仅是题材的这一变化，已经露出以观众和艺人对旧题材的淡漠，反传统的倾向始露端倪。

戏曲界的不少专家一直认为京剧《四郎探母》的“人情化”倾向是一种“独反其道而行之”的“异己，思想渗透”。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当时舞台上杨家将故事的演出，不仅题材出现了“人情化”的趋势，就连一部分传统故事的内容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故事里那此“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的英雄，被一个一个从天上拉回了人间。戏曲艺术家们在这些“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的忠臣良将血管里注入了凡夫俗子的血液，使他们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欲望和弱点。借用“现代化”概念来说，就是英雄们被“非英雄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