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基础上，新编杨家将故事的一些优秀代表，再现出了更加鲜明的“异端”倾向。它们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意识，对旧传统进行了勇猛的冲击。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相似，《四郎探母》、《杨八姐游春》这些戏虽然取材于旧故事，利用了传说中的人物和一部分情节，但进行了大量的发挥和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摆脱了杨家将故事的“忠君报国”的传统主题。以《四郎探母》为例，它就是以“血成河尸骨堆山”的两国交锋为背景，通过杨家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遇，通过他们极端痛苦的内心世界，形象含蓄地表露了剧作者对这类战争的厌恶，表达了劳动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这种主题的变化，不仅是艺术跳出了旧的窠臼，而且是思想意识的大飞跃。

在新编的故事里，传说中的杨家将形象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杨门女将不再因为忠君报国、效死疆场而被歌颂。《杨八姐游春》里敢于讥讽皇帝的佘太君，敢于提兵抗婚的八姐、九妹，都以她们的叛逆精神而光彩夺目。《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也以善良、爽直、多情、机智的性格区别于演义里那个“嫁夫随夫”、三从四德的公主形象。

对于传统故事里的各种封建意识，新编故事都有不同程度的打破。一出《四郎探母》几乎对传统故事里的封建正统观念、大汉族主义情绪都作了否定。在传统故事里，征辽战争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征侬智高是相提并论的。这与《水浒》把征辽与征方腊相提并论一样，实际上都是以宋朝为正统，把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起义看成“盗贼”。《四郎探母》却能摆脱这种观念的桎梏，敢于正视历史，敢于提示宋辽之间“两国不和常交战”，“各为其主夺江山”的封建战争的实质。尤其是它从杨四郎被俘招亲的情节生发开去，安排了萧、杨两家既是亲家，又是敌人的戏剧性情节，通过杨四郎这条纽带，使两家同时陷进了战争所造成的不幸里。这样的描写，其意义已不只是一般化地揭露战争给个别家庭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而是反映了民族间的不和睦给两个民族带来的苦难。这表明了作者能够跳出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历史作较为深刻的洞察。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新编故事以浓厚的人情味来与传统故事的道德教化相对立。《四郎探母》的思想内容，三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鼓吹“招降纳叛”，也有把杨四郎与历史上的“和亲”相并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符合这出戏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四郎探母》所表现的中心内容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人情”。全剧一共三大段。第一段，探母的准备（坐宫、盗令），写的是杨延辉的思母之情和夫妻间的恩怨；第二段，探母的过程（过关、巡营、见娘、哭堂），着力刻划了杨家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第三段，探母的后果（回令），虽然夹杂了一些庸俗的科诨，但中心还是没有离开骨肉之情。

围绕着赦、杀杨延辉的戏剧纠葛，展开的是人情与王法的冲突。最后是人情战胜了王法。这里的确有人情高于一切的思想。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四郎探母》的“反动思想性”所在。这种论断是缺乏历史观点的。评价任何历史现象都不应该笼统地下结论。正象我们不能笼统地肯定“执法如山”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否定《四郎探母》“人情至上”的描写。首先，要求《四郎探母》的作者运用阶级观点来进行人情描写是没有道理的。其次，这种的人情描写是为戏的主题服务的。把杨家母子、夫妻、手足之情描绘得越纯真、越深厚，他们生离死别的痛苦就越动人、越深刻，对封建战争的揭露也就越有力，越富于形象性。其三，针对传统故事“忠节至上”的道德教条，《四郎探母》的人情描写反其道而行之，具有反封建的意义。

在传统故事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往往只有一个干枯的概念。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情、手足之义……都淹没在效忠王事的义务里了。过去许多评论都曾分析过杨家将故事中有关爱情婚姻描写的民主倾向。其实，传统故事中的自主婚姻与《卓文君》、《西厢记》一类戏里所表现的爱情追求有本质的区别。杨家将的婚姻与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描写杨宗保私自招亲的同时，作者一方面强调穆桂英也是“忠良之后”，表明她与杨家门当户对；另一方面还把婚姻与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婚姻的基础。说穿了，这不过是一场自主的封建政治联姻罢了。杨家将的婚姻差不多都离不开这一模式。针对这样的窠臼，《四郎探母》才把人情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能说是在封建压近下的一种“人的觉醒”。而这种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正是新编故事对旧传统的有力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