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喜剧小品来说，朱时茂和陈佩斯应该是一座非常有代表意义的里程碑。是他们把戏剧学院学员表演的戏剧小品变成了喜剧小品，是他们把喜剧小品通过舞台带给了万户千家，是他们把《吃面条》、《羊肉串》这些作品演出名气并且带动了一个时代，不论是《英雄母亲的一天》还是《小九老乐》，都是因为有了喜剧小品的出现才有了一个登上大雅之堂的契机。那一时期，朱时茂和陈佩斯让全国观众充分领略了喜剧小品的表演之美。其实，说到底，喜剧小品的本体应该是表演动作，而不是抖语言包袱。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起码观众误认为是，喜剧小品就是抖语言包袱。如果我们把那几个所谓的小品明星表演的喜剧小品抽掉动作，剩下的就是地道的相声。以至于，有些音像出版商直接就把它们录成磁带当相声卖。

要扭转喜剧小品的危机，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创作上下功夫，可以吸收相声的元素，但更要研究喜剧小品的特点，不能迷失自己的艺术本体。如此，喜剧小品才可能一路笑下去。

喜剧精神既是一种文艺观，又是一种世界观。作为文艺观，喜剧精神指创作者和接受者将喜剧世界观渗透到文艺作品的创作、接受中的一种艺术观念。作为世界观，喜剧精神是一种轻蔑感和优越感的结合。喜剧精神崇尚的是自由、快意的游戏化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喜剧精神与来自自我以外的“他者”的意志，和等级化社会强调整体性的收编企图是绝不肯合作的，喜剧精神必须奠基于个人独立而充沛的主体意识，即个人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对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不畏惧、不迎合、不巴结、不屈服，而是报以轻蔑，立志颠覆之、解构之，使其变得荒谬可笑。

喜剧精神推崇具有创造性价值的游戏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鼓励生命力自由挥洒、自发创造的精神，它使主体能乐而忘忧、无拘无束地展示自己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特个性和追求。正是这张扬主体个性和生命力的游戏精神，给个体生命带来了驰骋的愉悦，也使个体生命在人世间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深深“印迹”。也正是这种游戏精神才能把人生变成一场“万物皆备于我”的快乐游戏。它的价值在于让我们自由、快乐地发挥生命创造力，体验生命的乐趣，为生活增加喜剧色彩直至将生活艺术化。正因为游戏精神能带给人健康欢乐的情绪体验，我们才认定游戏精神是喜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游戏精神的贯注下，人生成了生命自由挥洒个性和创造力的喜剧化的艺术舞台。

而观照90年代以来的喜剧小品和相声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艺术个性的消融和文化精神的迷失。

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相声是一门属于民族的艺术，它的构成不单单只是简单的说、学、逗、唱，更加主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相声艺术的民族共性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相声艺术的独特个性是属于相声文化的，相声文化不但是民族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在中国相声艺术传承、发展、改革等领域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够把相声文化狭义地理解为相声艺术中，相声人才培养选拔、相声文本表演创作以及相声改革中的得失成败，我们更需要把一些值得我们保留的传统相声文化进行保留，进行挖掘、进行发扬，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出相声艺术最大的悲哀恰恰就是相声文化的流失。

急功近利，缺乏讽刺性，是当下相声的一个突出特点。为什么现在的相声不好笑、不耐人寻味？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引导观众怎么样去欣赏一段真正的纯粹的相声作品，而是简单的敷衍和搪塞，这是相声艺术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困境。

和相声相比，喜剧小品虽然火爆，但观众的审美感受却未能得到满足。其主要原因则在于缺少对艺术本体的自我肯定和给予芸芸众生的人文关怀。

喜剧精神强烈主张主体性的独立价值，鼓励每个主体都能积极地看护好自己的个体特色，以保持社会的多元共生性和整个社会言论的开放性。只有真正的“言必己出”才能带来话语宣泄的快感，也才有真正的喜剧精神可言。

（责任编辑：沧海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