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初春的一个下午，俄罗斯外交部任命的俄国东正教第13届驻北京传教士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中国僧人的引导下参观了位于北京昌平的明代帝王陵。科瓦列夫斯基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明成祖朱棣的长陵：“陵墓四周景色宜人，从大门口一眼就能够观赏到建筑群、山峦、半球形树冠的雪松、直冲云霄的钻天杨、石像生、柱子、屋顶以及探出来的彩绘飞檐，陵区宏伟的全景，一览无余。夕阳燃尽最后一缕光线，一切都印在火红的天际。景色之美，永远也看不够。” 围绕着长陵的十二个同样壮丽恢宏的明帝陵，也让科瓦列夫斯基唏嘘不已，流连忘返。

 

如此壮丽的明代皇陵经近600年风雨能够完整地保存至今，在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上殊为难得。事实上，就在17世纪初明清交替时期，就曾经发生过三起大规模毁坏皇陵的事件：为了遏制后金的侵略，明王朝挖掘了他们认为是后金祖先的金朝皇陵；崇祯末年张献忠的部队毁坏了位于安徽凤阳的明朝皇陵；以及明王朝挖掘了李自成祖坟。

 

所有这一切被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的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断绝对手的“龙脉”，破坏对手的“风水”。古代帝王认为，只有占据了天下最好的“龙脉”，江山社稷才能固若金汤，阳宅(宫城)和阴宅(陵寝)若均能占据绝佳的“龙脉”，国运和王气才会悠长不绝。

 

北京的龙脉源自万山之祖的昆仑山，北京龙脉所在的北干龙是天下最长的龙脉，昌平的天寿山正居于北干龙的“龙结”。大明王朝的紫禁城和十三陵之风水同属一脉，明朝的历代皇帝生前身后均享用着中国最好的风水吉地，彰显出明朝统治者意欲利用风水永统天下的谋略和雄心。

 

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半年的游历让他认识到，厚葬的风气之所以从中国古代开始就非常盛行，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死后的世界和真正的现实生活一样。但他也认识到中国人来世观念的复杂性：“孔子虽然承认灵魂不死，但从未提及灵魂世界，也不谈来世。而与他同时代的李耳在其学说中就谈到了这些。老子的学说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的影响非常之深，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与儒学相抗衡，甚至经常居于上风。”这也许是世界上许多乐于营建陵寝的国家的精神因素之一，但至少中国人营建墓穴的原因不仅于此。

 

 

刘熙在《释名》中曾对“墓”的社会伦理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解释：“墓 ，慕也，孝子思慕之处也。”这个功能性即便是对于贵如帝王的明皇室也是如此。1850年初春的那个夜晚，科瓦列夫斯基游历十三陵后，在昌平夜宿的旅店曾意外与前往十三陵祭祖的一位明皇室后裔相遇。科瓦列夫斯基写道，清廷知道有很多明王朝皇族后裔在祭祖，但对他们置之不理，也未加以严格限制。任由前朝皇族后裔扫墓祭祀，乃是因这些皇族后裔对他们祖先的尊重的孝，乃是所有封建道德伦理的共同基石。即便是当年明成祖朱棣选择了长陵作为自己未来陵寝时，虽将当地的康家庄迁出，却保留了陵区内康家的祖坟。

 

晋人郭璞所著《葬书》中，“风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古代文献。郭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风水”理论的根本，乃是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对于如何界定风水的好坏，郭璞的观点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界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发展繁衍，福荫子孙。

 

“形势宗”和“理气宗”抽象的理论语言虽然玄妙不易把握，但通过对自然山水的寄托和比喻则相对容易被人理解。这也许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明、清时期，江西的“形势宗”对于福建的“理气宗”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地位，这最终使得廖均卿等为代表的“形势宗”风水术士得以运用其风水理论的指导，协助营建了明十三陵、清东、西陵，乃至南京城、北京城等著名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