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靖难之役”夺权后，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以避开南京不利的政治舆论环境。之所以选择北京作为首都，除了利于防卫蒙古的侵犯，还因为北京是他“龙兴之地”，“风水极佳”。

 

南宋时代的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说：骥都正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骥都。朱熹所言的“骥都”当然不会是位于嵩山之南的北宋都城汴梁，而是暗指当时作为金国首都的北京。作为辽、金、元三代的都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沙漠，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形势宗”所持的风水角度，都是封建时代中国建都的上佳之地。但在按照南京紫禁城的形制修建北京城和紫禁城之前，明成祖朱棣首先选择建设的，却是未来明朝皇室的陵寝。

 

永乐六年(1408年)，朱棣派礼部尚书赵羽工远赴北京城郊为自己选择陵地。次年3月，明成祖朱棣为迁都再次来到北京，并命赵羽工和江西风水术士廖均卿在北京周边寻找万年吉地。赵、廖二人最初选定京西燕家台，因与“晏驾”谐音，觉得不吉而作罢。后来廖均卿等人又勘察了北京西郊的狼儿峪和潭柘寺。由于明朝皇室姓朱，朱(猪)岂能入狼口?潭柘寺由于已经有寺院，不适合建陵墓，加上区域狭小，缺乏后世子孙陵寝建造的空间，只得放弃。直到最后，廖均卿才向朱棣推荐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天寿山地区(当时称黄土山一十八道岭峰)。在呈给明成祖的《朝献山图标章》中，廖均卿写道：“详察各处山川，堪建陵基者惟昌平州东黄土山一十八道岭峰美丽，真堪灵宝根基。”

 

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驾临昌平。同年五月初八正式点穴，开始动工兴建陵寝，并封黄土山为“天寿山”。永乐十一年(1413年)，玄宫落成，被命名为长陵。除了南京的明孝陵，长陵是明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墓。

 

 

明朝人叶盛在《天寿山记》里作了这样的描写：皇陵(今十三陵所在地)山川形势壮丽，发源自昆仑山，通过华山、太行山等著名大山绵延数千里一直延续到北京西山。天寿山与这绵延数千里的龙脉属于同一脉络，且位于北部中国的正中，的确是最为壮美的地形，天寿山也正是天下众山的主山。明人李贤则在《大明一统志》中这样描述天寿山“形胜”的具体特征：“至此，群峰耸拔，若龙翔凤舞，自天而下，其旁诸山，则玉带、军都连亘怀抱，银山、神岭罗列拱护……实国家亿万年永安之地。”

 

风水大师郭璞指出，风水上佳的陵墓应具备“四灵”，即所谓“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天寿山属于燕山山脉一支，发源于太行山，主峰雄峙于北，蟒山、虎峪环抱东西，龙山、虎山、灵山等在南面遥相呼应，西北部的流水汇集在群山环绕的中部平川，最后向东南流去。以长陵为中心的天寿山十三陵区，被周边山水围成一个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十余公里的椭圆形山间盆地，其周边山形完全符合郭璞对于“四灵”的要求。由于天寿山“起自昆仑”的特性，因此能与天上的元气相通，陵区风水真是无可比拟。

 

不仅如此，按风水说，天寿山正位于“北辰”(北极星)位置，山体周正，高大如屏。而十三陵风水最珍贵的地方，还在于天寿山长陵等陵墓的穴后“来龙”，这是决定“龙脉”贵贱的决定性因素。南唐何溥在《灵城精义》中指出：“龙之贵贱以‘格’辨。”明成祖长陵背后的天寿山主峰，确有一道龙脉，由高及低，迤逦而下，直至长陵穴地。而长陵背后的山，峦头浑圆，形如覆釜，五行属金，“形势宗”称为“金星峦山”，气势完美，尊贵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