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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有利于帮助道德主体在修身中把握下手处。修身虽有种种功夫，但慎独尤为重要。明末思想家刘宗周对此有独到见解。他指出，“慎独外别无功夫。”（《中庸首章说》）“自昔孔孟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矣。然独体至微，安所容慎，唯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人谱类记》）这是说，慎独是人们修身唯一的下手之处，不可不认真对待。罗钦顺也说：“独乃天下之际，离合之机，毫厘之差，千里之远。苟能无所不致其慎，则天下一矣。”（《困知记》）突出了慎独的特殊功效。康有为也说：“《中庸》首陈天性之本，极位育之能，而下手专在慎独”（《长兴学记》）可见，“慎独”在修身中享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只有坚持慎独，人们的修身才能作出真正成效。
四是为人们区分忠与奸、人与禽提供了一个评判标准。明末著名思想家李二曲认为，能不能坚持慎独，是区分忠与奸、人与禽的重要标志。他指出：“众见之过，犹易惩艾；独处之过，最足障道。何者？过在隐伏，潜而未彰。人于此时，最所易忽，且多容养爱护之意，以为鬼神不我觉也。岂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舜、跖、人、禽于是乎判，故慎独要焉。”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阐明了“慎独”作为自我修身方法的重要价值。照“慎独”的要求办，人们的道德自律就可以达到很高境界。李二曲曾对“慎独”的境界作过这样的描述：“暗室屋漏一如大庭广众之中，表里精粗，无一或苟。明可以对人对天，幽可以执鬼执神。”似这种对道德主体的高标准要求，无疑有利于把道德建设引向崇高境界。正因为如此，刘少奇曾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这说明“慎独”作为自我修身方法，到了现代，仍可为我所用，没有过时。
我们民族有着“慎独”的优良传统，一些清官多能以“慎独”自律。相传，我国东汉时有一位清官杨震。他在赴荆州任刺史途中，道经昌邑。当时，昌邑令王密得知，欲以厚礼报答杨震知遇之恩（王密任昌邑令，乃由杨震举荐），深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杨震以“四知”自警自诫，拒受厚礼，是“慎独”的典范。他的事迹在我国历史上传为佳话。其人被奉为清官，写入正史。可见，若能“慎独”，就可以抵御贪欲滋生，堂堂正正地作人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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