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庄子心得》一书中你写道：“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体充分发达的时代里，流行的标准是很可怕的，流行是一种势力，是一种洗脑。流行可以告诉你，它未必是好的，但是你必须要从众，流行有时像流感一样，只标志着一种数量，并不代表品质的更高级”。你的书销量在400万册以上，绝对的流行，你自己如何看待这种包裹着 “批判”与非议，依附于电视传媒的流行？
于丹：对于每一件事情，任何人都可以立足多元的视角去评判、去言说。我说过，流行并不一定代表高质量，但是我没有说流行的一定是恶劣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两本书的盗版加起来超过1000万册。《论语心得》一本书的印刷量是450万册，这是事实。但是，我的书为什么会流行？这种流行又意味着什么？
立足当下的生活完成对国学经典的表达，我所选择的是大众传播的方式，我的书流行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公众价值观、生活观的重构过程。“道不远人”，我很喜欢这句话。让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规则之下有机、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促动我们建立起一种有价值、有效率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今人的终极意义。外界有很多种说法，说我的书是“心灵鸡汤”，这是外在的评论。通过《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两本书，我只想向外界传递我对国学经典的真诚品读、心之所得。对于外界的各种指摘，我都不予评论。
记者：易中天说，“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位最具普适性的孔子”，你如何理解并阐释这种“普适性”？“普适”就意味着一味迎合受众？
于丹：众所周知，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为统治阶层所用的儒家思想脱离了多元争鸣的自然形态，当儒家思想演变成为历朝历代愚民的“统治术”，它就注定已经不再健康。我想即使孔子在世，他肯定也不愿看到儒家思想被如此利用。我的书都冠以“心得”的字样，因为那是我在熟读国学经典之后，个体生命体验的一心所得而已，而不是纯学理的严谨阐述。我不是站在儒术、儒学、儒教的角度去播扬，只是将它还原到最朴素的情状，进行一场带有普适意义的传播。
儒家哲学说到底，是培养践道者，也就是培养一些能够担当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我觉得，依照当下的精神坐标，针对千年前的国学经典没完没了地较真，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行为。对于普及大众来说，还是应该吸收国学经典的养分。
记者：你是研究影视传媒学的，在你看来，《百家讲坛》对于国学的传播广度与热度，是否在事实上伤害了文化的多元与多样？
于丹：媒介把我宣传成传播儒家思想的学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的爱好与兴趣非常多元，我不希望过分夸大儒家的一元文化论，我也从来不主张任何形式的复古。儒道并存、相生相济，构成中国文化的源头，传统文化与舶来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应该交相呼应、和而不同。不论《论语》还是《庄子》，里面肯定有应该抛弃的观点，但是限于时间，我没有在《百家讲坛》这样的大众传播平台去批驳，这或许也算是个遗憾。另外，我也觉得，基准于当下的精神坐标，针对千年前的国学经典死死地较真，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和行为。我生性不喜欢太热或者太冷的东西，我喜欢那种与人体温接近的温度，它是一种恒久的温暖，不烫手但是也不冰冷，一切刚刚好，恰到好处、恰如其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