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告别母亲，辗转武汉、重庆、延安，1940年他离开延安去苏联。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冼星海病故，年仅40岁。他再也不能孝顺含辛茹苦的母亲，但他为中华民族的母亲谱写了震人心魂的歌声，给中国留下了他心中的旋律。

从1935年留学归来到1940年离国别乡，短短5年却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巅峰。他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和那个时期许许多多的优秀歌曲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无可替代的武器，是中国音乐史上、文化史上、抗战史上的不朽篇章。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鲁艺周年纪念晚会上，《黄河大合唱》公演了。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黄河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当时有报纸评论说：“一支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

在那些岁月里，到底产生过多少抗战歌曲呢？现在查到的歌谱有3000多首，有人说应该是6000首，那些歌曲是我们民族历史和情感的积淀，它曾经鼓舞着我们民族走过那刻骨铭心的岁月，我想它永远会纯净我们的灵魂。

这是一对共同走过抗战艰苦岁月的夫妻。丈夫曹越华，194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妻子王德懿则毕业于交通大学。他们在抗战的烽火中相识相恋，也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流亡求学。

1936年，王德懿从重庆到上海，就读于交通大学，她是交大历史上第一个从西部考取的女学生。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她的大学生活，王德懿被迫开始了流亡的生活。

当时走得很晚，都没有船了，已经不能买票了，我们就住在船舷上，打地铺睡。当时跟去的心情完全两样，当时去的时候是豪情壮志，回的时候是国仇家恨。

一年以后，1938年的秋天，得知交通大学已迁到贵州，王德懿又走上了寻找母校的路。她一个人走了整整4天。

路很难走，而且天气也很冷，特别是小店，没有旅馆，都是小店。小店过去门口都挂着灯笼，那个灯笼，一闪一闪的。

那时候，也是少女求学心切，爱国，想把书读好，把国家强盛起来，一种心情，鼓励着自己，我们什么都不管。

战乱的岁月里，求学的艰辛就如同在永远的绝望中坚守着希望。她说那艰难的岁月成为那一代人心中永远的激情。

据当时统计，抗战时期中国难民总数达两三千万，其中文化教育者占55%。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9/1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10以上西迁。他们是如此坚决地离开故土，踏上流亡的路。

因为战争的阻隔，也因为缺少交通工具，还因为经费的短缺，当时许多的学生和教授就徒步走到大后方--一片广大的山区求学、教学。他们辗转数省，甚至绕道海外走向大后方。他们辗转流亡的旅程被称作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西迁的过程充溢着中国人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激情，他们为保存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闻一多是与250名学生、10位教师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计68天，3500里。

闻一多他当时辅导刘兆吉访问民谣，这些民歌民谣都是反映了一个社会里头，一个人要真正地爱，要毫不犹豫地爱。所以闻一多就特别喜欢民歌民谣，就觉得民歌民谣是讲了人的真正的感情。有一天看到一群小学生，刘兆吉就说你们认识不认识这是有名的闻一多教授。他说闻先生写了著名的诗《红烛》《死水》，就把这诗念了一遍。闻一多就大怒，就说《死水》《红烛》都不是我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我不要这些东西，你为什么把这些告诉年轻的人。

哲学家任继愈也是与闻一多先生等一起徒步去大后方的。

抗战的艰辛改变了自己，也散播了文化的种子到各地。本来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山谷村庄，却有了春意。

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内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还保留着一间西南联大的校舍，这是当年的中国能够造的最好的教室，是由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三易其稿设计的。

土胚打的墙，草顶，后来草顶么，一年一换。腐烂，雨季以后一干就霉烂了，后来换铅皮，铅皮屋顶麻烦啊，一下雨，嘭嘭响，影响上课。

如果下了大雨以后啊，铅皮顶的房子就像敲鼓一样。嘭嘭……在教室里面就听不见了，老师再怎么说，使劲喊，都听不见了，上不了课了。

在这样的教室中，站在讲台上的是冯友兰、华罗庚、吴大猷等闻名的学者、大家。在下面专心听讲的则有杨振宁、李政道等未来的大师。

越是基础课，越是名教授讲的，比如说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的，普通化学是杨石先教的，大一的微积分，我的微积分老师也是名人，是杨振宁的父亲，叫杨武之，当时也是名教授。

1939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同大后方的许多城市一样，从这一天起，昆明成了日军实施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迁到大后方的联大师生再次直面战争。

为躲避日军的轰炸，北大、清华、南开的一些研究院所迁往郊区，联大的老师也大都避往偏远的乡村。往来学校，有的要翻越几个山头，花费半天时间。

这期间，华罗庚撰写的三本专著，就是在草棚里，在如豆的灯光下写成的。其中的两本，至今还是世界数学王国中的经典。

在国家危亡、生灵涂炭的年代里，办学、教学、求学都有无尽的困难，但他们为科学奋斗的精神不减，成为后世的楷模。

1941－1945年8月的西南联大教学科研成就非常丰硕。在以后的60年中，中华民族科学文化诸多的成就就是孕育在那时一张极不像样的书桌上。她为新中国贡献了157位两院院士。

因为轰炸搬到乡下去，就用这个油灯，用一个小的碟子，里面放几根灯草，用菜油点上，也可以照明。我父亲就是在这个灯下写他的哲学著作，这个灯就是发出一种黑烟，油灰。晚上工作以后，第二天早上我们看见他的脸这一块黑，那一块黑。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那个时期写的书概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

贞元是从《易经》的判辞来的，就是经过一个个的阶段，到"贞"就告一个段落了。我父亲用它来比喻我们民族的命运，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开始。他是用这么一种心情来看抗战的艰难的。他认为在这个艰难之后，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会复兴。他这个信心还是对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的信任。战争不光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它这里面有一种民族精神在里面，我父亲对这个精神充满了信任。

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他却在最困难的年代里为西南联大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

这里记载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景象，那就是普通的老百姓、颠沛流离的逃难者，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向流亡的大学生们和老师们投去尊敬的目光。大概他们知道，这些显得文质彬彬的人，将会是日后民族复兴的希望。事实上当时的那些师生中的大多数人，都为后来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