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研究西域啊，比较晚。这方面的书啊，只有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讲得多一点。那时候，长安那个地方啊，有点像后来的上海，各民族都有，当时当然是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

 

　 关于藏学

 

　　蔡德贵：您一直支持对藏学做研究，您从1946年在北大创办东语系之后的第三年，就聘请于道泉到系任教。于道泉又和原来已经在东语系的王森先生以及金鹏、韩镜清几位同事，创办了藏文专业，开始招生。第一次招生虽然只有两名学生，却使藏学这一专业在高等学府内正式立足，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季羡林：我曾经在《一点希望——致藏学研究中心》的信中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藏学已经成为显学。欧、美、日本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对西藏的历史、宗教、语言、文学、民俗、艺术等等，进行深入细致认真严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累累的成果。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几乎更是非通藏文不行，因为藏文里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佛典的译文，原文已佚，汉译佛典中也找不到，不通藏文，研究就难以进行。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藏学的根源当然是中国西藏。我国藏族有长久的文化传统，藏学研究也有悠久的历史。汉族文学者中也有不少对西藏的语言、文字、宗教、历史发生兴趣的。近年来，他们写了大量水平很高的专著和论文。这当然又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同世界各国研究藏学的水平相比，我们当然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也有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决不能执行鸵鸟政策，或者视而不见，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为我辈所不应取。论藏文使用水平，外国学者当然不如我们。但是论辅助条件，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则外国藏学研究者又往往超过我们。我们决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鹤鹳饮海，井蛙观天。这样是绝无进步可言的。据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最大的弱点是对于国外研究情况不甚了解，信息极不灵通，甚至连想了解的愿望都没有。国外藏学研究的专著和杂志也十分不全。这是非常危险的，是阻碍我们科学研究进步的。当今之计，我们必须广通声气，急起直追，而且需要汉藏两族的学者密切协作，携手共进，取长补短，决不能划地为界，自立营垒。能做到这一步，我国的藏学研究就能大踏步前进，为这一门学科开辟新天地，大放异彩，无愧于我们伟大国家的声望和地位。密宗应该是藏学的重要内容。

 

　　藏学跟印度的关系更为密切。藏文使用的字母，是婆罗米字母演化的。婆罗米字母是和田那个地方使用的。藏文的字母就是从和田的婆罗米字母演变出来的。“贝叶经”不是藏学，什么经都可以写，贝叶就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一种什么树，也不是叶子，一种树啊，大概底下有一块(可以当作“纸”)，当时没有纸，在上面写字，就叫贝叶经。贝叶经不一定都是佛教经典，因为当时的贝叶就是“纸”，写什么就是什么(其他经也可以写在贝叶上)。因为佛经东西多，所以大多数贝叶经都是佛教的经典，但是不能一听贝叶经，就以为是佛经，不一定。

 

　　关于敦煌学

 

　　蔡德贵：您在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的时候，“敦煌学”一条由您亲自执笔，可见您很重视敦煌学。

 

　　季羡林：“敦煌学”这个名词，是陈寅恪先生最先使用的，其涵义比较笼统，凡研究与古代敦煌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称之为“敦煌学”。特别是有名的莫高窟和19世纪初(或18世纪末，相差不过一年)发现的藏经洞，其中图籍琳琅满目，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研究的对象。“敦煌学”之名因之日彰。至于“吐鲁番学”这个名词，始作俑者恐怕就是不佞自己，它泛指研究古代新疆文化的学问。因为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工作做得比较多，成果比较大，所以就以“吐鲁番学”概括全疆的研究工作。其中并没有多少玄妙之处。敦煌吐鲁番学具有六个方面的价值：第一，对研究中国历史和地理的价值；第二，对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第三，对研究语言学、音韵学的价值；第四，对研究宗教问题的价值；第五，对研究古代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价值；第六，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