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蒙曼之前，《百家讲坛》已经讲过唐史——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老师讲贞观之治。孟宪实与蒙曼在北大是师兄妹的关系，当时两人同时学习隋唐史，在一起上课，所以很是熟悉。孟老师讲过贞观之治后，就向节目组推荐了蒙曼。

节目组之后与蒙曼取得了联系，并表示想试听一节课。但当时正值中央民族大学期末考试，课程已经上完了。蒙曼当时的回答是：“好啊!可是已经结课了!”说到这里，蒙曼自己也笑了，“最后让我安排了一节课，都是我的学生来的。”

最戏剧性的是，蒙曼在此之前，连《百家讲坛》是什么都不知道。工作人员告诉蒙曼说，这是一个对大众普及知识性质的节目，蒙曼当时就答应了。“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不能被大家接受，那么他的研究就是没有意义的。而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历史，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好。”

抱着这样的心态，蒙曼在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试讲了武则天。同学们看见了摄影机，在楼道里猜想：老师今天的课像是《百家讲坛》的节目！

那一次试讲，没有特殊的仪式感，没有特殊的场地，甚至连衣服都是很普通的羊绒衫，蒙曼就这样走上了一条普及历史学的道路。

无论是学校的教学比赛，还是在《百家讲坛》的试讲，蒙曼都选择了武则天作为讲课的内容，以至于在《百家讲坛》商量选题的时候，编导们并没有很快接受蒙曼的“习惯”。

到了正式的录制之前，编导问蒙曼要讲什么内容，蒙曼说：“武则天。”学历史的人都知道，武则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至少要三十讲才能讲完。而那时的蒙曼，还只是一个新人，央视对蒙曼不一定信心充足。编导后来建议她换一个题目。让编导意想不到的是，蒙曼瞪着眼睛问道：“为什么？”作为一个新人，本应怯生生地适应并修改选题，然而蒙曼的直爽却注定了她不是一个一般的“新坛主”。

这个“新坛主”没想过要“出名”，她只是抱着普及历史知识的愿望，向观众传达相对真实的信息。社会开放正在逐步深入，这个深入的过程既需要向国外取经，也需要有自己传统的积淀，以便清楚自己的定位。社会体现出寻找历史依托这一需求，而满足需求的主体有电视剧、小说等很多作品，但这些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背景。“《百家讲坛》说让学者来讲历史，我也就只能讲我心目中认为真实的东西。”就这样，蒙曼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在让更多的人与历史结缘。

1992年，蒙曼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的时候，她可能没有想过要选择历史研究作为终生职业，更没想过有一天被电视机前的观众所熟知。但时过境迁，蒙曼已经与历史无法分割，“它是我的职业，同时我也愿意把它作为一种爱好。现在无论有什么事，就算会让我有更高的收入，但我这一生我认定了这个事业，就像是以身相许，我会把以后的精力都放在历史上。我想所谓深情，也就只能到这一步了吧！”

人文关怀，一种对待生活、生命朴素的热爱，深深影响着她的一生。2009年的最后一天，在中关村南大街上，人头攒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迎新年的喜悦，除了一个乞讨的老人。笔者在此巧遇蒙曼，她依旧穿着那件灰色的大衣。她匆匆和我打了招呼，然后和同伴利索地掏出钱包，拿了一些零钱，放到老人的手里……

（责任编辑：南有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