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除专制积习、等级观念、重男轻女以及迷信思想等糟粕外，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优秀成果。

 

第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传统和注重现实、讲求实效的求实精神。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自然环境对农业影响极大，因而古代的先民们总是热心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极富探索自然的求实精神。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感到“天道远，人道迩”，因而执着于现世人生和社会治乱的探讨。先秦诸子中，儒家重人事、轻鬼神。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学风，耻“言而过其行”的虚浮习气。墨家强调耳目见闻，极重实际效果。道家崇尚自然，尊重自然法则。法家的韩非揭露鬼神迷信的虚妄荒唐，强调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荀况以“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自然观和强调“辨合”、“符验”、知行统一的认识论以及对鬼神怪异迷信的深入批判，把先秦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注重实效的求实精神推到了新的高度。先秦而后，产生了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熊伯龙、颜元等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使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探索世界的求实精神不断得到发展。这于反对宗教迷信、抑制重道德修养而轻探索自然的文化因素的消极影响，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由《易经》、史墨、老子、《易传》开创的辩证法传统注重矛盾观和运动观的研究，对立统一和运动变化的思想十分丰富。“物生有两”、“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和 “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命题，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多层次性和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根据。而“尚变者，天道也”、“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新故相除”、“变化日新”等命题则揭示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变化并向新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基于这种矛盾观和运动观，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论上反对“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片面性，要求从矛盾的各个侧面全面认识、整体把握，有着内容丰富的朴素系统观。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把事物的矛盾看作是普遍现象，在学术文化上主张多样性的统一，形成“和而不同”的传统，从而使中国文化具有吞吐百家的气度和乐于吸收异质文化的开放性格。中国历史上各学派的相互融合、汉唐盛世对周边各民族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吸收、明末清初欢迎西学的积极态度，都是这种开放性格的体现。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过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些都是使中国文化在一定条件下趋于封闭的因素。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和而不同”的文化开放性格。在社会政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思想则体现为以进化历史观为基础的变法改革精神。这种变法改革精神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三，自强不息、胸怀博大的民族精神。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强调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永不止息地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便体现为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 “厚德载物”则体现了我们民族襟怀宽广、兼容并蓄的性格，在与其他民族相处的关系上体现为“协和万邦”的和平理想。这种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至今在我们振兴中华民族的伟业中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