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尚中贵和的思想。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中庸的基本精神是要求待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因为“过犹不及” ，“过”和“不及”都不符合“中”的要求。这一思想充满着辩证法。“和”是多样性的统一，与无差别的等同之“同”是对立的。所谓 “和而不同”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便揭示了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宇宙发展规律。“和”的观念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包括的和谐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如 “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天人和谐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际和谐思想；形神统一、心境恬适的身心和谐思想；《礼运》“大同”的社会和谐思想；“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世界和谐思想等。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第五，重视人的价值和理想人格的培养，高扬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内容。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为万物之灵”而“最为无下贵”；认为人与天地并立而无愧，肯定人能“制天命而用之”，断言“人定胜天”、“吉凶祸福，率由自造”。就个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人应该具有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道家的老子讲“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庄子则断言“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他们都强调人之可贵在于要有一种不朽的人格和精神。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 “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认为一种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境界远远高于人间的富贵。他们中一些思想家重利轻义的主张虽然有时会导致否定功利的弊病，但他们要求人们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则具有长久的价值。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培养人们重道义轻私利的精神境界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主张个体的人格独立与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使命感的统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强调了个体的独立人格不为富贵、贫贱和外在强力所动摇。但这种独立的人格又不是空洞的，而要体现为对社会的崇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曾子有段话很能说明这一点：“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从中国历史上看，受到儒家这种思想熏陶的人往往都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非常典型。儒家还特别强调要为完成这种使命并最终成就个体人格而自觉地奋斗不息，“死而后已”，甚至要有“舍身取义”的献身精神。由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他们提出的这些思想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培育了一代代民族楷模，特别是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中更成为许多民族英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第六，贵民、重民的思想。从先秦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思想到明清之际“天下为主，君为客”，“不以天下私一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至近代 “君末也，民本也”、“民为主而君为客，民为主而君为仆”、“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的主张，都是贵民、重民思想的体现。这种贵民、重民思想对民众力量和地位的肯定，具有长久的价值。

 

第七，道德文明和礼貌待人的传统。中国素以礼义之邦闻名于世，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它把民族气节、忠诚报国看得高于一切，重视个体素质的熏陶，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科技成果（如中医学）以及许多古典诗词、戏曲、小说、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等文学艺术，至今仍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优秀成果在今天仍具有现实价值和生命力。我们应认真加以总结和吸收，并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化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