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中华名族的传统文化真的就弊病百出不合时宜？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病就是其封建性。究其原因，还是崇洋媚外的思想；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封建社会时期主导的当然是封建思想，我们不能说西方国家在中世纪的思想就是自由民主科学的，原因乃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和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当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思想文化中的封建性自然得以消除，并反过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这是一良性循环，西方国家的发展史是这样，中国的亦然。在“五四运动”时，批判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徐复观等人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时代领导思想界的思想家，又多是一些只崇拜科学民主，在哲学上相信实用主义、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人，故其解释中国之学术文化，亦尽量从其缺宗教性方面看。而对中国之旧道德，则专从其化为形式的礼教风俗方面看，而要加以打倒。”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礼教只是一种宗教性的约束，和西方国家的宗教约束其实是一样的。台湾的柏杨先生有一个著名的“酱缸文化”理论，褒贬不一。按照柏杨先生的解释：“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个被奴才统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靳丧，是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自认为柏杨先生其实是把人类的共性价值和中华民族的个人的人生价值嫁接在了整个中华民族身上。比如柏杨先生总结出来的中国文化中的酱气，包括阉割（然希腊人首先发现了宦官的效用并广泛使用）、缺乏女权（英国人长期认为妓女不能成为强奸罪的对象，同时期的中国却对妓女同样保护）、心胸狭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都是所谓心胸宽广的西方人干的）……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种种所谓的弊病都是可以找到解释的。从现实而言，以日本和韩国的发展为例，两个国家同属于中华文化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两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反而随着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表现出愈加重视的态度。从韩国近年来的“端午申遗”、“针灸韩国发明”等一系列行为可见（虽然其剽窃文化的行径的确令人反感）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理论的优越性，从日韩发展经验看，同样有现实的优越性。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总要有其总括指导的文化思想。外来的文化，纵然一时能够给社会经济发展予以帮助，但由于其扎根的本土不同，适用条件不同，总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孙中山先生基于国外民主自由之思想以及民主建国之经验，建立中华民国，但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以及封建势力的强大归于失败；中国共产党学习苏俄经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要根据本国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可见一切舶来的东西也要基于本土的思想文化基础方能够发展壮大，割裂自身与传统的联系是大错特错的。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无论是党和国家，或者是普通百姓都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断呼吁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探寻业已丢失的传统文化。世界各国孔子学院的广泛设立，就说明对过去被认为代表“吃人的礼教”的孔子或儒家思想的重新重视；这不仅是输出汉文化的，提高汉文化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的一种手段，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我们重新肯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找回了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根基。对于老外来说，孔子学院的设立只不过使他们学习汉文化多了一种有效便捷的途径而已，但对于国人来说，孔子学院的设立却表明我们重新拥有了久已失去的文化自信。当然这种自信显然只是初级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奥运吉祥物的选择中，因为龙在西方是邪恶的象征，为了照顾西方人的感情，居然把最能代表中国的龙踢出局，不敢承认我们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要想获得高度的文化自信，在之后的发展中不仅仅是把传统文化掏出来摆着让人看，还要基于这种传统文化的精神发展出新时代的并能造福于全人类的东西来。一种优秀的文化，从来不是只局限于有利本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