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以礼论酒，是孔子思想一个重要的理念。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称孔子为酒之饮宗，是因为饮酒与祭祀、与孔子创立的中国礼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是儒家学术思想的奠基者、创始人，晚年致力于教育，将中国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经孔子整理删修的《诗经》、《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典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称：周“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几种经书，再加上孔门弟子集注的孔子语录体《论语》，大体上能够看出孔子提倡的礼制与中国酒文化的关系，以及孔子的礼制思想对中国酒文化的深远影响。

《诗经》称：“饮酒，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刘子之言：“勤礼莫如致敬，尽国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征伐，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凡祭祀、庆典、出征、凯旋、外交等等，必设佳宴，必置美酒。百姓动土盖房、奠基竣工、婚庆喜宴、接风洗尘等等，也离不开美酒助兴。同辈人、同好者之间，也常常借酒助兴，畅叙人生。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篇》）。重视“民、食、丧、祭”四事，孔子强调各种仪式都应合乎礼制要求，其中也包括酒类器物的陈列。《礼记》是先秦儒家学派的一部言论汇集，《礼记·乡饮酒义》中对酒食的摆放，酒宴中的入座、举杯、举爵、敬祖、答礼等等，都有一定之规。关于酒和酒器的陈列，《礼记·礼运篇》说：“故玄酒在室，醴酤（酢）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这也是孔子以礼论酒的一个特点，由神及人，由人及酒，通过祀礼活动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井然有序的和谐氛围。

中国酿酒和饮酒的历史非常久远，《淮南子·说林训》称：“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人类因有了饮食之礼而区分尊卑贵贱。中国从有纪年始，便有酿造和宴饮的记载，历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传统社会划分的士农工商百姓阶层的人，都为中国的酒文化增添了许多精彩内容。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冬至，明太祖朱元璋祭祀昊天于圜丘，“皇帝诣神位前跪，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明史·礼志二》）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靠农民起义取得帝王之位的少数几人，然而他在敬天祭地、尊神崇礼的礼制活动方面毫不逊色。

然而，“孔子百觚”的记载让人瞠目。有学者考证，孔子身长九尺，约合现时1.90米左右，酒量很大。“孔子百觚”缘出何处？《孔丛子》记载：“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有谚云：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百，古之圣贤无不能饮，子何辞焉？’子高曰：以予所闻，圣贤以道德兼人，未闻饮酒。”学界不少人也认为，孔子去世时子思年龄尚小，书中所记孔子嫡孙子思的话语因此也受到一些怀疑。孔子二十世孙孔融在其《难曹操禁酒书》中称：“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不百觚，无以堪上圣”。东汉思想家王充对“文王千钟，孔子百觚”的说法也有疑义（《论衡·语增篇》），但孔子是一位饮酒之士毫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