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与魄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个人的气质、动机、情绪、习惯、态度、观念以及才能等一系列的特征都有密切关系。一个强人的兴趣总是十分广泛的,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理和旺盛的求知欲;他对环境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能从平凡的事例中,侦破出问题的裂痕所在,找出实际存在和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他总是思路流畅,闻一知十,触类旁通;他总是不盲从,勇于脱陈出新,另辟蹊径;他不墨守成规,敢于弃旧换新,别开生面;他对自己的未来有较高的抱负,平时喜欢思考人生的价值问题;他深信自己所做的事的价值,一往直前,直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总是抓住目标,锲而不舍,有百折不挠、持久不懈的毅力和意志;他是想像力丰富的人,而且深思熟虑,精细推敲;他不惜冒险犯难,面对一般人无法忍受的困境,拿出勇气,全力以赴。这些特质,是强人具有勇敢和魄力的必备条件,但是,要真正有所作为,关键还在于思维方法这一基本条件。
人们对思维方法的描述很多。强人的思维方法,不应是单线思维,而应是多线思维,他会设想各种各样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从多个方案中,找到最佳方法。这与一般人设想了一种方案,就认为是最佳方案,不再思考另一种方案的单线思维,完全不同。强人的思维方法,还应是分散思维——求异性思维和复合思维——与求同性思维两种密切联系的方法,分散思维的表现是“大胆的假设”,综合思维的表现是“小心的求证”。勇敢与魄力,来自“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两种思维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性思维过程。
一个企业领导者的勇敢和魄力的发挥,也受客观条件和组织气候的影响或阻碍。在孙武当时的条件下,将帅的勇气与魄力,受制于国君的意志;在现代企业的条件下,企业领导者的勇气与魄力,受制于企业的权力体制,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对企业领导者的勇敢与魄力的最大考验。
权威从何而来
现代企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管理,《孙子兵法》提出的“道”——“令民与上同意”,就是对人事管理的目标。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做到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为一个目标共同奋斗,这个企业是没有不成功的。
一个将帅怎样使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对敌作战呢?孙武提出“信”、“仁”、“严”三个字,就是要将帅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军纪严明,也就是要将帅从感情上笼络士卒,从纪律上约束士卒,从作风上取信士卒,归纳一句话,将帅要有领导权威。有了这种权威,不可把士卒“若驱羊群,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子兵法·九地篇》)就“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令民与上同意”,就是要老百姓与国君保持一致。这在孙武的那个时代,也是做得到的,因为老百姓把皇帝看作真命天子,命中注定要听皇帝的话,除了服从,还是服从。能有“信”、“仁”、“严”,那就是最好的皇上和将帅了。皇帝的权威是天给的,将帅的权威是天子给了,他们能“信”、能“仁”,再“严”一些,也是应该的了。孙武之所以能“严”到把吴王的两个宠姬处以极刑,就是因为他的权威是吴王给的,而吴王的权威又自认为是天赐给的。
可是,现在的老百姓,已经不信真命天子了,领导权威不能由人维护,不能由天赐予,只能由自己来创造。一个企业领导者除了应有受人尊重的才华以外,还应做到“信”、“仁”、“严”。不过,这和孙武所说的“信”、“仁”、“严”不同,我们应该赋予时代的内涵。
“信”,不限于赏罚信。说话算数,也是信。“言必行,行必果”,也是信。以身作则,更能取信于人。一切从自己做起,人能不信吗?“人无信不立”,有的企业领导者,轻诺寡信,那是不会使人信任的;有的企业领导者,要人勤劳节俭,自己却铺张浪费,也是不会使人信任的;有些企业领导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言行不一致,同样不会使人信任;有些企业领导者,自己订下的规矩,却由自己破坏了,这样的令能行吗?发生信任危机的时候,领导者还有什么权威呢?命令还能贯彻吗?
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后的“信”,应该是相互信任。孙武只要士卒信任将帅,要将帅不信任士卒,“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孙子兵法·九地篇》)他实行的愚兵政策,我们且不去研究历史背景,可是在今天,这是行不通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早已是中国古代的用人政策。然而,在今天的企业里,是不是这样做呢?你不信任人,人怎能信任你,和你保持一致?
现代企业领导者应该是强人,强人必须以自己杰出的素质、才能和行动,通过他具体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真正赢得人心,受人敬佩,深孚众望,像磁铁一般地吸引人;强人必须尊重他人,信赖他人,互相信赖,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使人际关系融洽无间,同心协力去完全决策目标。
因此,孙武所说的“信”,应该重新下一定义:“信”是信用和信任,即言而有信和相互信任,它是建立现代企业人际关系的必要领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