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兵打仗，据《孙子兵法》所说，将帅是“生命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但是战争中人力的主体是数以十万计的众多的士卒，要取得军事胜利，”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始计篇》）是两个重要因素。将帅的主要任务，就要使自己的军队实力强大，士卒训练有素。不仅如此，还要使他们”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始计篇》）《孙子兵法》对“敌”是用诡道的，对自己的军队能不能用诡道呢？孙武是用的。在企业用人中，可不可用诡道？我说也是可以用的，而且早就用了。从泰勒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到梅奥等人的行为科学、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以至80年代的企业文化理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激发人的积极性所提出的理论、方法，不也是对人力管理的谋略吗？我们如果对诡道不误解为旁门左道，而正确理解为“神”而“巧”的谋略，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了。

在孙武那个时代，在这个军事的特殊领域中；《孙子兵法》对人的管理提出了“令人以文；齐之以武”（《行军篇》）的治军思想。孙武所说的“文”，指的是政治和道义，“武”指的是军纪和军法。所谓“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说用政治、道义来教育士卒，用军纪、军法来统一步调。《吴子·论将》中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所以，教育和法制是将帅治军的手段。这是与孙武特别把“道”（“令民与上同意”）作为制胜的第一条件的军事思想相一致的。

孙武时代的政治，就是“令民与上同意”的“道”，明确地说，就是国君的意志，国君叫民去做什么，民就得去做，这里没有丝毫的民主概念，是无条件的服从，那时的道义就是所谓“仁”——爱抚士卒，按照孙武的说法是“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至于军纪、军法，就是从“严”治军。

所以，“文”是仁义，“武”是严明，仁义是假的、伪装的，严明是真的、实在的，目的是要民去死就得去死，要民去活才能活，要民去打仗，就应不怕危险，不怕牺牲。你能说“文”与“武”不是对民、对士卒的诡道吗？这是赤裸裸的诡道。

《孙子兵法》对自己的军队所用的“文”与“武”的诡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掌握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将帅对“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九地篇》），强调“治气”、“治心”（《军争篇》）的重要性；另一特点，是坚持长期进行，将帅必须“令素行以教其民”、“举众相得”（《行军篇》）才能使士卒在临阵时做到绝对服从。

现在，二千四百年过去了，人们对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企业人事管理上，有种种科学方法，但有三个基本方法没有变，这就是心理方法、教育方法和法制方法。这里所以专论“文武”就是这个道理。

上下同欲

《孙子兵法·谋攻篇》云：“上下同欲者胜”。《黄石公三略·上略》说：“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只要指挥员与战士有共同的好恶，共同的欲望，就没有不成功的事业，没有不能消灭的敌人。上下一心，势必士气旺盛，众志成城，打仗时个个奋力向前，当然就无攻不克，无坚不摧了。如果上下离心，那就必然军心涣散，号令不明，以之对阵，焉能不败呢？

如果说，“上下同欲”是创造适应打仗需要的军队文化的要素，那么，它同样也是缔造合乎竞争需要的企业文化的支柱。“上下同欲”，关键是企业上下有共同的目标。而共同目标的确立，在于企业上下有一致的利益。要是缺乏一致的利益，光靠空洞的说教，共同目标是无法真正树立起来的。

同时，目标也不宜过于渺远，大而无当。大而无当的目标，因实现渺远无期，无法使员工的积极性长久维系。美国电脑业的许多管理人员和一般员工都相信自己是新时代的先锋，人们的生活将因为电脑的普及而剧烈改变，这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以此自豪，为此而努力工作。美国有一家生产香肠的肉类加工厂，该厂上下坚信高质量的香肠能使吃的人一整天舒舒服服，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崇高的目标：协助成千上万人得到快乐的一天。这个共同的目标使全厂上下都感到自己工作的意义，他们以产品质量的优异为骄傲。这个共同的目标，不仅给全厂员工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感，而且激励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推动企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美国霍尼韦尔公司太空与国防事业部的员工谈及他们当年参加阿波罗太空计划的那段日子，他们废寝忘时地长时间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这项计划。他们感到有责任把人类送上月球，美国的这项荣誉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所做出的个人牺牲并不是任何所要求的，也绝非受到物质奖赏的激励，而是感到工作目标的崇高而愿意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