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话又说回来，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即使是最有理性的人，只要不与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相悖，在受到爱子般的体贴入微的爱护的时候，对这种领导者的指挥，是会自愿地服从的。问题在于将帅的父母之心、父母之情是否真实、有否具体表现，如果是虚情假义，一旦被揭穿，不但不会有预想的效果，而且还会产生反效果。孙武是善于“示形”的，他的伪装可能达到真实的程度，所以，他对此深信不疑，认为这是一种基本的领导手段。

不过，孙武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手段，也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手段。所以，他接着指出，对士卒如果过分厚养，一味溺爱，也是不能使用，不能指使的；如果他们违反了纪律，不予严肃处理，其结果只能和娇生惯养的儿子一样，他们是不能用来打仗的。孙武的这些论述，对于军队管理，提供了中国军事家一个治军的传统模式，其特点是：

1、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们都爱国（爱君），能为国家（国君）利益而英勇奋战。

2、要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满足人们最低的要求，人的天性要求是母爱，母爱最能激发感情，人的生存要求是衣食，衣食足然后知礼仪。

3、人的行为要以法制来约束，在法制面前要人人平等，这样就能相互信任，令就能行，禁就能止。

这种治军模式，是很难做到的。就治家来看，《红楼梦》中的贾母与贾政，就走了两个极端，这说明了母爱与家法这两种矛盾的统一需要有一定条件的，那就是相互信任，而相互信任的基础，是平等对待，这正是古代中国军队和中国人的家庭所难以做到的。孙武之所以强调将帅应具备五个条件——“智、信、仁、勇、严”，即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五者结合，也是为了解决这种矛盾。

孙武提出“视卒如爱子”的观点，反映了军事家在用兵打仗的过程中，不得不藉助于民众力量的需求，尽管孙武这样强调的目的，仅仅在于使士卒“与之赴深谿”、“与之俱死”，但与古代的国君、将帅肆意虐待士卒的情况比较起来，无疑是一种进步。另外，孙武在提出“视卒如爱子”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对士卒必须严格要求，不可过分“厚”（物质方面）、“爱”（精神方面），以免把军队培养成“骄子”一般而不能打仗。提倡把“爱”与“严”、“赏”与“罚”相结合，这也是孙武等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治军思想的一个共同特点，这无疑地，也是一种进步。

“视卒如爱子”是治军的指导思想。“爱子”与“骄子”只是一种类比，突出一个“爱”字，一切从爱抚士卒出发。将帅的三大美德之一是“唯人（人民众和士卒）是保”（《地形篇》），将帅的主要任务，是“自保而全胜”（《形篇》），而将师的五大弱点之一，是“爱民”（《九变篇》）。所以，为了保全士卒，为了取得胜利，必须爱抚士卒；但只知爱抚士卒，保全士卒，就可能被敌烦扰而陷于被动，造成军队覆灭的灾难。

如何解决“爱民”、“自保”与“全胜”之间的矛盾，全在于将帅的指挥才能，全在于诡道的灵活应用。

“视卒如爱子”是一种行为表现，这种表现不仅在于对士卒生理状态、生活状况的关心与爱护，更在于对士卒心理状态、思想情况的理解与疏导。这是孙武“爱民”的特点，也是一般军事家所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行为而言，“爱”是一种手段，并非动机，也不是目的，所以说“视卒如爱子”也是一种诡道。

“视卒如爱子”是“虚”的，是无形的，也是“实”的、有形的。“虚”指思想而言，“实”就是行为来说。爱抚士卒，如无具体行动，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至于如何爱抚士卒在《孙子兵法》中并未述及，只说是像“爱子”一般地爱，因为“爱子”的爱，是人所共知的。他强调赏罚有信、纪律严明，就是把爱抚士卒落到实处；他重视粮食供应、三军足食，也是把爱抚士卒落到实处；他要求军无百疾“养生而处实”（《行军篇》），同样是把爱抚士卒落到实处。孙武的“视卒如爱子”是他治军的指导思想，他又把这种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去，这又是孙武治军的一个特点。

因此，不要认为“视卒如爱子”是一句口号，或是一件轻易的事，如同“顾客是皇帝”，喊起来容易，要做到却很难。

它没有固定的程式，全凭着领导者的智慧自己去创造。

愚兵政策

《孙子兵法》提出了一整套的愚兵政策，为什么后人还要歌颂他呢？让我们先看一看他说了些什么。孙武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之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泉，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孙子兵法·九地篇》

孙武又说：“犯之以事，勿靠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孙子兵法·九地篇》

这不是愚兵政策的明证吗？不过，我们应该对孙武的这些话作一些分析，他是在什么条件下说这些话的？他的思想指导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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