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的这些话，都见于《九地篇》，这一篇是专论在不同作战地区的用兵原则的。

在孙武那个时代，国君与民众，将帅与士卒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军队内部，将帅与士卒的利害冲突，更为明显。将帅由于害怕士卒逃亡，不敢在本国境内作战，也不敢在“入人之地不深”的“轻地”作战，而主张到深入敌国腹地的“重地”作战，为了驱使士卒拼命搏斗，所以，主张采用“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如“登高而去其梯”等手段。

孙武的诡道，有虚有实，有奇有正，运用是否成功，关键在于不为敌人所识破。孙武要求士卒信仰将帅，但他并不信任士卒，因此，他就要“使之无知”、“使之无识”，才能“若驱群羊”，听他的指挥。

由此可见，孙武的愚兵政策，既有它的时代背景，又有它的特殊条件，这正如泰勒那个时代，他的科学管理并不那么科学一样，我们不能苛责古人、前人。

我不想为孙武辩护，对于诡道，在一定范围内的保密还是必要的。有哪个企业，没有业务机密呢？保密不能等同于“愚兵”、“愚民”，“公开化”、“透明化”也不能等同于取消保密制度。有哪个国家，没有军事机密呢？不然的话，数以千计的军事卫星也不需要了，情报局也无事可做了。

《孙子兵法》说的是相互信任，做的却是单方面的信任，这说明孙武对“视卒如爱子”的效果，是持有保留态度的。正是这个原因《孙子兵法》虽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但对“文”说的很少，相对地，对“武”讲得较多。孙武的治军思想，是偏重法制的，是以从严治军为主导的，对教育士卒、爱护士卒的“文”，置于次要地位。虽然他在《行军篇》中阐述了“文”与“武”的关系，又在《地形篇》中阐明了“爱”与“严”的关系，把“文”与“爱”提到相当的高度，却被他的目的——“可与之俱死”所冲淡了。他在《九地篇》所说的“人情之理”，指的却是士卒在不同战地形势下的心理状态，当他在论述进入敌国作战的四个原则：（“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时，着重指出：“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

——《孙子兵法·九地篇》

这一段话，把“投之无所往”所起的心理作用，夸大到可以取代“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地步，士兵的服从、勇敢都可由将帅的“运兵计谋”——“投之无所往”而得来，这无异否定了“文”与“武”的作用。利用心理状态，以谋略取胜是孙武的一大特长，但由于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也就成为他的一大短处了。以牺牲士卒为代价，换取所谓的胜利，实际上是与孙武提出的“自保而全胜”的目标相违背。

诡道可用于敌、我，但对敌的诡道与对我的诡道，应有质的区别，敌我的利害相反，内部的利害一致，将帅对士卒的诡道，不能不利于士卒而有利于将帅，也不能有利于士卒而不利于将帅。《孙子兵法》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加区别地运用诡道，致使对我诡道变成了邪道，“使之无知”、“使之无识”的愚兵政策也就自然产生了。我们研究《孙子兵法》中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一定要记住，不论在古代或现代，不论是军队或企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利害是一致的，而不是相反。对敌、对我的诡道是有质的区别的，不提出这一点，其负面的影响就会遗害无穷了。

齐勇若一

《孙子兵法》中说：“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相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孙子兵法·九地篇》

孙武非常强调将帅在军事行动中的指挥作用，但也到了过分的地步，不指出这一点，也是要害人的。他说，要使士卒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奋勇杀敌，就要靠组织指挥得法，这段话的本身没有错。一个乐队的演奏效果，在某些程度上决定于指挥，但如果没有优秀的演奏者，也是演奏不出激动人心的乐曲来的，强调了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就没有把话说完全，造成了过分强调的后果。

“齐勇若一”与“摧手若使一人”意义相同，为什么“不得已”呢？原来因为这是由于把士卒置于“不得已”的境地而造成的，也就是由于将帅治理、统率部队得当造成的。就发挥群体作用来说，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不过，群体作用是由个体作用组合而成的，没有个体也就没有群体，这本来是一种常识。孙武很强调全面地看问题，但在这一点上，却有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