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变”，本意是因时因事而变通，也就是权宜应变，或灵活变化，因应不穷。

孙武在《孙子兵法·始计篇》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话的主要意思是，计算利害得失，采取我的计谋，就可以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外在辅助条件。所谓有利态势，就是根据“利”的原则，灵活机动，掌握因敌制胜的权变本领。商场竞争，要精通权变，以权变制胜。在市场竞争中，任何企业的经营者，必须根据竞争中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可能，适时地选择最恰当、有效的办法。

权变哲学，或者权变方法论，认为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即否认存在着普遍适用于所有环境的管理原则。这是19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管理学理论中的一种流派，是当代领导哲学、管理哲学发展的新趋势。

权变管理理论注重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寻求事物的本质，主张因人、因事、因时空、因环境、因目标需要、因国情而对管理采用不同方法，做到对症下药。现代的社会、企业、组织，其重要特征是，多数活动都是通过人透过组织来完成的，任何工作的完成，都是一个人才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那层层臃肿的官僚机构，繁琐的组织结构，守株待兔、保守循旧、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必然要在现代化高效率的要求下被淘汰。全球经济的成长，商品的日益过剩，竞争愈演愈烈，通讯的高度发展，电脑的广泛应用，生产技术的迅速创新，使组织规模愈来愈大。企业经营者想要达到目标，已经不再取决于个人手中的权力有多大，而是必须依靠一个训练有素的良好组织，去实施有效的管理工作，这就是权变方法论产生的背景。

其实早在2400多年前，兵法大家孙武已有权变思想。

《孙子兵法》中有“九变篇”，强调用兵打仗要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攻防及配备行军等必须因着各种情况而实施，绝不可拘于一端。好比昨日所用的方法，今天未必适用，在别的地方是良法，在此地未必奏效，不可食古不化。孙武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意思是说，所以为将帅的，能通晓各种权变的益处，可以算是懂得用兵了。如将帅不了解各种权变的益处，虽然知道地形情况，但是不能获得地形利用的效果。治理军旅如不明了各种权变的方式，虽然知道地形利用的效果，但是不能发挥军旅的效用。

中国古代还有许多权变思想，及无数的历史事实说明，政策和策略一旦脱离了实际，那么就要导致事业的失败。

《列子》里有一段孔子的故事，说明且高举了权变思想：

“或间于孔子曰：颜渊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贡何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贤于夫子，而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诎，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孔子知所设施之矣。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

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颜渊是爱人的人，我孔丘不如他。”

又问道：“子贡是什么样失？”孔子答道：“子贡是有口才的人，我孔丘不如他。”

又问道：“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子路是勇敢的人，我孔丘不如他。”

客人于是质问说：“他们三个人都比您老先生贤，而他们都为您奔走效劳，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孔丘能爱人又能残忍，既有口才又言语钝拙，既能勇敢又能胆怯。拿他们三人的才能，换我孔丘的本领，我是不换的。”

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处理问题。一个人有超人的才能，品行廉洁，但缺乏明智而随机应变处理问题，那就和愚蠢而无操行的人实质上是相同的。

这段文字所说故事是否真有其事已不可考，但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为人处世也应该灵活。孔子提出“仁”，“仁”就是爱人，但不能一味爱人，该“忍”的时候也应该“忍”。该“勇”的时候“勇”，该“怯”的时候要“怯”。有的场合需要“辩”，有的场合则需要表现出“诎”。列子认为，不能灵活处世，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则是愚蠢，这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