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决策的对象都是-个复杂的系统。系统是内部诸要素和内外环境间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的有机整体。 因此，决策不是对信息资料的简单汇总，而是要实现认识的飞跃，它需要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对客观情况进行分析综合。这种分析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一是要全面系统，相互比较
　　
　　官渡之战前夕，为消除曹操的顾虑，多谋善断的郭嘉指出：”绍有十败，公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惧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这十个方面，包括了政治、路线、法治、气量、谋断、道德、仁爱、明察、用兵等，几乎涉及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一切方面。正是这样对敌我双方详尽的对比分析，澄清了对形势的错误认识，消除了曹操的一些疑虑，才使曹操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赤壁大战前夕，孙权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召回周瑜帮助决断。东吴的和、战双方在朝堂之上展开了辩论。主降派的代表张昭认为：曹操在政治上”挟天子而征四方，动以朝廷为名“,占据主动；军力上”近又得荆州，威势愈大“;同时江东的地利条件已失：”吾江东可以拒曹者，长江耳。今曹朦艟战舰，何止千百？水陆并进，何可当之？“因此，东吴的出路只有一条--投降。周瑜针锋相对指出：政治上曹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而孙权是为国家除残去暴；军事上，曹操犯了兵家四忌：一是后方不宁，马腾、韩遂为其后患，二是曹军多为北人不熟水战，三是隆冬盛寒马无蒿草，四是士卒不服水土多生疾病。于是得出结论：曹兵”虽多必败。将军擒操，正在今日。“周瑜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振奋了孙权的精神，初步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此后，诸葛亮又指出：孙权”怯曹兵之多，怀寡不敌众之意“, ”心尚未稳，不可以决策“,必须进一步”以军数开解， 使其了然无疑，然后大事可成“.于是周瑜又夜见孙权， 详细分析了曹操的兵力：曹声言”水陆大军百万“,其实 ”以实较之：彼将中国之兵，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众，亦止七八万耳，尚多怀疑未服“.然后信心十足地表示：”周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愿主公勿以为虑。“（第44回）至此，孙权的一切疑虑才得消除，下定了与曹操决战的决心。
　　
　　以上事例说明，在分析研究已有的信息情报时，唯全面系统才能不失于偏颇；唯注意比较，才能揭示差别和矛盾，突出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降低各种因素的不确定度，提高预测的精确性。
　　
　　二是注意变化，动态分析
　　
　　彞陵之战初期，陆逊看到刘备”举兵东下，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于是下令乘高守险，不许出战，”以观其变“.任蜀军在阵前”辱骂百端“,甚至”解衣卸甲，赤身裸体，或睡或坐“,陆逊只令”塞耳休听“,视而不见，采用了战略退却的方针。这就促使刘备及其蜀军向骄傲、焦躁、疲怠、松懈、轻敌的方面转化，直至刘备 ”移营夹江，横占七百里，下四十余屯，皆依溪傍涧，林木茂盛之处“,战争的形势转向了有利于东吴的方面。这时，被双方都讥笑为孺子、懦怯的一介书生陆逊，一反常态，抓住反攻的太好时机，雷厉风行，调兵谴将，实施火攻，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成功。战场的辩证法说明，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对立面，要注意研究优劣、利害、得失、进退、动静等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规律，努力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并及时做出合乎时宜的决策。静态的分析，一成不变的方案，是适应不了动态的系统和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的。